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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器物坑性质的争论,本质上关联着对三星堆文化缘何衰亡的推测。作为彼时三星堆考古队副队长的陈显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大量的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为求得神灵保佑或宽恕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这种乞求行为背后有着密切相关的现实因素,三星堆人很可能面临着某些特大问题。而这些特大问题,有可能是外敌的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那场“若尧之洪水”的灾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副所长赵殿增也是祭祀坑观点的坚定支持者,由坑内种类多样的祭祀形器物,他推测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神权至上的国家,但也正是因为对宗教的极度狂热,过度消耗社会财富贡献神灵,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最终在一次次燎祭祈福无效后不得不告别故土迁居他处。
在这些青铜器物中,4尊金面青铜头像、8棵青铜神树、铜人身形牌饰、大立人像、纵目大面具以独有之姿夺人耳目,它们在造型上与青铜时代已发现的其他青铜遗物是那么迥然相异。此外,三件形制特殊、被发掘者指认为“神坛”及附件的青铜器物也尤其引人注目。其中编号为296号的神坛主体最引人注目,它在埋入时曾经火焚,一半已被烧熔,剩下的一半也变形解体,但经过拼对复原,大体可以观察到全器的原貌:下层为圆盘状兽形座底部上立大头、长尾、四蹄、单翅的两尊神兽;中层为圆形底盘立人座,承托在神兽的独角和单翅上,座上四个持物的力士面向四个不同方向;上层是立于山形座四瓣体上的方斗形顶,方形顶为空镂盒形,中部每面铸五位持物的小立人,四角上端各有一只展翅的立鸟,在一面上部正中铸一鸟身人面像。而在方形顶的最上端还有一个收缩的方形接口,或应还有拼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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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师爷生活的年代,附近的田里总能见到许多瓦砾陶片。1929年春的一天,他和儿子在挖蓄水塘时偶然从沟底刨到了一块长约五尺宽约三尺的石板,掀起一看下面满是大小不一、形色斑斓的玉器。后来全家连夜掏挖,得到了圭、璋、璧、琮等四百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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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庞大、耀眼的掩埋遗物对三星堆遗址与文化整体的研究和探索也构成了些许干扰。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赵殿增曾坦言:“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工作的计划性,同时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不仅上千件埋入时就被有意打碎文物的修复、整理、研究、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而且社会各方面对这批文物的关注和需求,使我们无法正常地继续原有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发掘资料的整理与考古报告的发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就在论文中表示过:“从祭祀坑旁边的三星堆开始,兴奋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新的探索,自然就忽视了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表。1980年发掘后发表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这样及时的发掘—整理—发表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时至今日,研究者能够使用的资料,除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三星堆祭祀坑》,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的三个简报,没有详细的正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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