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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发布，指出到2025年，沈阳市建成东北地区功能完善、辐射带动力强的重要中心城市，同时提出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1000亿元，人口规模突破1000万人的“三个一”目标。

　　“近期深圳不少商品房的价格正在下降，而且房子的供应量却在不断增加，根据深圳‘十四五’规划，深圳政府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供应，未来深圳房源供应量非常充足，新房相比五年前甚至要增长40%~50%，且普遍将采取限地价、限房价的模式。”李宇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后期，调查人员核对人口结构数据发现，流出的多数是劳动年龄人口。此外，调查人员还会同防疫、民政等部门评估数据，最终认为，常住人口减少系人口机械增长（转负）所致，属特殊时期的暂时性现象。

　　近日，沈阳市印发《沈阳市发放三孩育儿补贴实施方案（试行）》。方案提出，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止。

　　2022年11月，深圳正式推出了六折人才房政策。彼时，作为经济特区和一线城市，深圳的六折人才房一经推出，立即引发各方关注。

　　一位村镇银行工作人员对中新经纬透露，该行是根据自己的经营情况自主进行了调整。“因为我行主要是‘支农支小’，现在贷款利率都在降低，利差也在缩小，我们的存款做得还可以，所以就把部分存款产品利率进行了下调，要保自己的收入。”

　　“负债端刚性影响银行降低信贷成本的积极性，监管仍有动力进一步压降银行负债成本。”戴志锋表示，如果银行资产端利率是浮动的，而负债端成本是居高不下的，在利率下行周期中净息差的压力会压缩银行利润，一方面银行降低信贷成本的动力不足，不利于实体经济复苏，另外一方面在息差压力下，部分银行或提升风险偏好，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

　　实际上，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沈阳人口增量近些年来主要依赖于机械增长。据沈阳市统计局数据，2020年沈阳市常住人口中的外来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05.1万人，占沈阳市常住总人口的22.61%，比2010年六普时期增加114.4万人，增长126.13%。

　　“提振消费已成为共识”，许召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既符合政策方向，而且一旦措施到位，还能很快见到实效。要提振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是根本，提高居民收入的核心是提高劳动报酬水平，不能始终把低工资作为主要的竞争力源泉，要随着产业升级发展，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而相应提高劳动报酬水平。

　　何亚福指出，西部一些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并非是“越穷越多生”的结果，而是这些地区多数属于民族省份，一孩时代受到生育政策的限制较小，某些地区依然能保持民族传统中重视生育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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