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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通方面，研究基础设施风险评估与应急管理的杨赛霓提到，一座十年前设计的桥梁满足“50年一遇”的设防水平，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数据测算得出的标准。如果加入最近几年的数据后，可能十年前的“50年一遇”只相当于现在的“20年一遇”。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

　　现实案例中，与公职人员通常凭借信用就可以贷到款相比，民营企业家往往需要抵押贷款，越在经营不善时，企业的贷款难度也就越大。这也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通过公职人员等渠道加息转贷的原因之一。

　　黄平至今还记得被困的同事里一名小伙子说过的话。救援时，这名小伙子护送着孕妇和孩子等其他同事先离开，他最后才走。眼看着水位不断升高，他说当时自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保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企业主向领导干部借高利贷，除了确有资金周转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6日凌晨，意大利特伦蒂诺杯，中国男篮对阵意大利男篮——李凯尔迎来中国男篮国家队首秀，他替补登场拿到11分，最终中国男篮以61比79不敌意大利男篮。

　　程晓陶提到，根据城市级别、流域重要性等因素，国家对不同的江河有专业的防洪设计标准，地方不能随意提升。理论上，一个城市在规划时，重要的基础设施、居民区、工厂应尽可能避开易涝的高风险区。但在国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和水争地不可避免”，导致一旦受淹，损失严重。

　　在8月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黄平看着镜头，冷静而克制地讲述中图网损毁的书籍和预估遭受的经济损失。一天后，同样是在镜头前，他在安静的直播间里慢条斯理地复述，再也克制不住情绪痛哭。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贾奋强贷款300万元，以贷款时5倍的高息转借给他人后，轻松获利105万余元；广西鹿寨县县委原副调研员覃国友贷款305万元，高息转贷后牟利119万多元；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再向陈某某等人高息放贷，获利650万余元。

　　同样的情形亦出现在月坛。“德胜的居民户数量是月坛的1.6到1.8倍，相比德胜，月坛受‘7·31’影响不大，甚至是整个西城学区受影响最小的片区，虽然也有调剂，但基本都能上实验二小和复兴门外一小。”房产经纪人崔明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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