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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张悦 环球时报记者 谷棣]当中国和韩国多地4月中旬被发源于蒙古高原的沙尘暴笼罩时，又有韩国媒体不负责任地炒作“韩国是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这一幕自然让人想起一些韩国人近年来屡屡“归罪”中国的做法。与此同时，多家韩国和国际机构的民调均显示，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特别是一些自称“进步”的年轻人“厌华”情绪相对更强。《环球时报》“中外民间交流系列观察”栏目组就此话题深入采访后发现，部分韩国人对华心态上的变化反映出他们尚未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地位变化，仍固守原有利益观和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在与中国人交往时高度敏感。中韩建交今年已是第31个年头，两国之间多领域的友好合作有目共睹，但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让双方重视两国关系发展的人士感到遗憾，并期待通过促进交流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位韩国朋友几年前第一次准备到中国旅游时，担心治安状况不好，在厦门游玩了几天后，他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偏见。从那时起，这位韩国朋友就对中国产生好感，后来还带着母亲到中国旅游。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23日，一个由15名澳大利亚企业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商业代表团，启程前往中国香港、天津和深圳等地。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称，本次到访的商业代表团由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ACBC）组织，是3年来第一个在澳政府支持下访华的代表团。分析称，此次访问是北京和堪培拉外交关系解冻的最新迹象。近段时间以来，包括澳大利亚旅游局局长、维多利亚州州长、西澳大利亚州州长、昆士兰州旅游业高层代表团等在内的多位澳大利亚政商界人士，开启“排队访华”模式。此次澳大利亚官方访华团成员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了行程的诸多亮点，表示“将向中国商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澳大利亚企业正寻求在更多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

　　荒漠化治理方面，中国可以称得上是全球标杆。然而，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对荒漠化治理到底多大程度上减缓了沙尘暴污染，需要更谨慎的分析。

　　2018年3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国家发改委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纳入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协调范围的项目主要包括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有助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有需要国家层面协调解决的诉求等特点。截至目前，已有六批重大外资项目纳入工作专班协调范围，其中19个项目实现全部或部分投产。计划总投资1700亿美元，单个项目投资均超过10亿美元，目前已完成投资超过630亿美元。

　　“一把手”作为“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权力集中、责任重大。当前，个别“一把手”独断专行，开会搞“一言堂”，决策搞“家长制”，什么事都个人说了算，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对于MetaERP名称的由来，知情人士表示，早在2020年立项之初就已经提出，是华为内部对ERP替换项目起的代号。“MetaERP立意起于Metadata元数据，基于其灵活可扩展的优点，搭建了元数据多租架构，满足了在数字化时代下，企业业务流程变化快、业态多的场景下，快速响应多变的业务管理需求。比如不同企业对于‘供应商’管理的颗粒度、维度是不同的，元数据架构即可支持低代码/无代码扩展属性。”

　　市场准入规则是外资最大的关切点之一。在这些方面，中国吸引外资仍有可优化的空间。中国欧盟商会副总裁Jens Eskelund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欧洲公司主要希望平等的市场准入和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并重视任何能够恢复中国商业环境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有效率的政策。

　　本报记者 AG体育 【编辑:AG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