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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观岛内，仅在西部平原地带修建了350公里的高铁，大部分路段时速约230公里，无怪乎乘坐“复兴号”的马英九先生连连称赞大陆高铁高速便利。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管理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国家三令五申说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要“破五唯”，尤其不要“唯帽子”，但问题是到了基层，无论对科研人员还是研究机构，都是凭“帽子”发钱，不可能不重视，甚至研究机构为维持自身更好运营，也会鼓励研究员多申请各类人才、科研项目，单位内部的排名或奖惩也都和项目直接挂钩。

　　对于这段回忆，黄令仪曾自述道——2001年12月左右，夏培肃院士的博士研究生林琦给我打电话，说夏培肃与李国杰所长要找我，希望我能帮助计算所的CPU做物理设计。第二天，一群年轻人坐在一个大会议室中，有人介绍了情况，又让我参观了他们研制成功的用FPGA烧成的CPU芯片，并提出了要求。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申军良觉得，家里变化最大的是晓莉。申聪刚回家时，她依然不爱说话，状态也不是很好，家人团聚之后重启生活，她慢慢才变得开朗。到现在，她已经能在直播里流畅地介绍产品了。

　　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台湾筹建高铁的时候，有两大企业联盟竞标。一方主张采用欧洲技术，另一方主张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1998年，主张采用欧洲技术标准的台湾高铁联盟取得合约。1999年初，台湾高铁举行了动工典礼。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针对一些地方和单位公款吃喝、“舌尖上的浪费”不时反弹，贪图享受、讲究排场陋习不改等现象，要及时严肃处理，点名道姓通报。

　　一则消息称，深圳将取消二手房参考价，参考价不调整，银行核定房价以网签备案价和评估价孰低为准，参考价仅作参考。另一则消息是，上海二手房核验价和“三价就低”疑似有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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