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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宇提醒，如果身边的人都“阳了”，尤其是较为亲近的同住人感染了，这种情况下做好防护、消毒、避免交叉感染还是很重要的，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前几天您参加了中欧企业家对话活动，我注意到立陶宛商会的代表也在场。请问中方是否打算尝试解决与立陶宛的争端，您对立陶宛企业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几位有抗原现货的个人卖家均表示自己手里都握着不止一家厂商的货源，“每天能到货2-3万份，具体数量和厂家不一定”。问道是否有售卖资质的问题时，几位卖家均不再回复。

　　在前述江苏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看来，随着公众对血液库存关注度的提高，献血量可能会慢慢迎来恢复。姜哲则认为，什么时候能恢复，仍不好估算，“还是看整个社会面的情况，如果短期内正常人群、健康人群少的话，也提升不上来。”

　　他比较担心的是，即便是牵头的县级医院，在重症治疗上能力还是比较弱，也要再往上级医院转诊。但是现在大医院的床位也紧张，不可能无限制往上面转。“因为国内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其实上级县域医院也面临着人手不足、医疗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层层都遇到问题。”他说。

　　一是“资质问题”，他解释道“国内取得抗原注册证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而国外需要的时间和审批流程简单。取得国外出口资质的企业有数百家，而国内有注册证的抗原企业仅有40几家，取得国外资质在国内是不允许销售的。”

　　一位杭州的抗原试剂生产企业工作人员曾透露，“公司之前的抗原主要供海外，海外需求降低后，国内当时以核酸检测为主，公司相继减少了生产量。”12月初被疯抢的抗原试剂，绝大部分是压在企业仓库里的囤货。

　　公开资料显示，陈信出生于1919年，江苏省扬州市人，1936年11月参加革命，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奔赴延安，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三大队九队学习。

　　医护支援的力度很难赶上患者增加的速度。邢媛是北京市第一中西结合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开舱第二天，她就加入了支援队伍，当时只有七八名医生。邢媛记得，有一天凌晨2点至6点，她值班的6号楼接纳了近200名患者。每栋楼的一楼是医护的值班室，那时一楼还没有取暖设备，除了冷和困，医生还得安抚每个患者的情绪，“那是最累的时候。”

　　“彭德怀同志曾经拉着我的手说‘你是个好同志’，王震同志亲自给我戴过军功章……”张富清从来没有向家人提及这些荣耀的瞬间，他的《报功书》，他的“人民功臣”奖章，他的立功登记表，都收进了一个破旧的暗红色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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