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今年快递物流主要围绕着半日达、送货上门以及员工福利待遇三个焦点在竞争”,赵小敏指出,电商平台及物流企业当前都史无前例注重客户的粘性和精准化服务,过去三年的疫情造成了消费者对物流期望值较高的情况,时效性和安全性越发重要,“每个人都与快递息息相关”,这是“半日达”竞争提上日程的根本原因。
斯洛伐克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CEIAS)去年进行的一项针对中韩民间关系的调查,前不久仍引发韩国《中央日报》和美国《外交学者》等媒体的关注。这项有1364名韩国成年人参与的民调结果显示,81%的韩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或“非常负面”的态度,该比例是在56个调查对象国中最高的。而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类似调查中,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韩国人仅占37%。《外交学者》分析认为,从年龄来看,二三十岁的韩国人“厌华”情绪最强烈,而经济条件越好的韩国人“厌华”情绪越弱。《世界杯积分表》 与前几年不同,2022年制造业引资数据录得“双升”。从绝对数值看,2020年受疫情影响,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有所下降后,2021年提高至337.3亿美元,2022年进一步攀升近500亿美元。从占全行业实际使用外资比重看,2022年打破了占比下滑趋势,从2021年的18.6%上升至26.3%。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
2021年11月,韩国现代中国学会曾举办过一次以“如何看韩日反华情绪扩散”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上,首尔市立大学汉语文化系的一位教授在讲述“韩国青年一代的网络反华情绪现状”时,也公布了一份2018年进行的以韩中日三国20多岁大学生为对象的民调结果,其中韩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为2.14分(满分5分),对日本的好感度为2.83分。民调还显示,越是自称“进步”的韩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越低。该教授认为,韩国人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认知存在片面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