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今年快递物流主要围绕着半日达、送货上门以及员工福利待遇三个焦点在竞争”，赵小敏指出，电商平台及物流企业当前都史无前例注重客户的粘性和精准化服务，过去三年的疫情造成了消费者对物流期望值较高的情况，时效性和安全性越发重要，“每个人都与快递息息相关”，这是“半日达”竞争提上日程的根本原因。

　　斯洛伐克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CEIAS）去年进行的一项针对中韩民间关系的调查，前不久仍引发韩国《中央日报》和美国《外交学者》等媒体的关注。这项有1364名韩国成年人参与的民调结果显示，81%的韩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或“非常负面”的态度，该比例是在56个调查对象国中最高的。而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类似调查中，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韩国人仅占37%。《外交学者》分析认为，从年龄来看，二三十岁的韩国人“厌华”情绪最强烈，而经济条件越好的韩国人“厌华”情绪越弱。《世界杯积分表》　　与前几年不同，2022年制造业引资数据录得“双升”。从绝对数值看，2020年受疫情影响，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有所下降后，2021年提高至337.3亿美元，2022年进一步攀升近500亿美元。从占全行业实际使用外资比重看，2022年打破了占比下滑趋势，从2021年的18.6%上升至26.3%。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

　　2021年11月，韩国现代中国学会曾举办过一次以“如何看韩日反华情绪扩散”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上，首尔市立大学汉语文化系的一位教授在讲述“韩国青年一代的网络反华情绪现状”时，也公布了一份2018年进行的以韩中日三国20多岁大学生为对象的民调结果，其中韩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为2.14分（满分5分），对日本的好感度为2.83分。民调还显示，越是自称“进步”的韩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越低。该教授认为，韩国人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认知存在片面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