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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在“基本上没有实验、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所,庄辞观察到,科研人员收入中有近40%需要从科研项目中支出,这就导致如果不争取项目就没办法保障自己的收入水平,“甚至在北京的租房压力都很大”。
到达广州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申军良就带着钟丁酉去了广州中院申请会见张维平、周容平。“因为民事赔偿还没有完全执行,最重要的是梅姨还没落网,至少还有3个孩子没找到,他们可能是最后的线索。他们被执行死刑之后,梅姨这个人可能就真的消失了,我们想在最后的时间里争取一下。”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作为所长,王晓东不会对科研人员进行任何干预,各实验室主任拥有绝对研究自主权和人才招聘自主权,在头5年,每个实验室都能均等从所里获得200万元/年的匹配经费,课题组负责人无须为了经费而申请任何项目或争任何“帽子”,团队的博士生工资也由研究所承担。
曾当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的周忠和认为,真正对基础研究有益的长期稳定支持,不是项目式的稳定,而是给科研人员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稳定”,即有一份体面而稳定的薪酬,这应该是由财政兜底的。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每年给研究所提供的稳定运行费太低,造成稳定与竞争性经费的比例失衡。
80后、90后小时候,锦州有一条街叫“串儿街”。一到夏天的傍晚,一排排露天的折叠桌子上长满了人。暖黄色的灯光伴着氤氲的炊烟,大人喝酒聊天,小孩举着羊肉串、排骨串,边吃边溜达,串儿街走到头就是夜市。正好串儿吃完了,来上一碗碰碰凉刨冰,解暑又解腻。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李振广:这毫无疑问是美国要把台湾打造成“豪猪”,就是在军事上帮助台湾当局“拒统”,全面武装台湾。但是美国军火商生产能力上有很大的欠缺,在这种情况下,美台就想在台湾设立一些合作的兵工厂,生产一些器械弹药装备之类。据了解,美台这种合作主要是要生产无人机和一些弹药,台湾地区生产无人机有它先天的优势,比方说它芯片生产在世界领先。基础的弹药让美国生产很不现实,因为毕竟美国离得很远,把弹药生产好以后再运到台湾,费时费力,所以说他们想把一些基础弹药也放在台湾来生产,当然能不能成还要看。
在4月2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通话的有关情况并强调,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中方一直在为和平发声,为和谈尽力,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中方立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中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然而,铁证如山,一切掩盖和狡辩都是徒劳,换来的只有错上加错,悔之晚矣。去年9月,闫学会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3个月后,闫学会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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