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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向记者展示了一处房源，所在小区盛晖家园2009年建成，面积为84.09㎡，单价不到15万元，总价为1260万元。“无论是从面积、楼龄还是房型上看，这种房子过去流动性都很高。但实际上，它5月份降了20万，6月份降了30万，还能再谈，可见楼龄新的房子也愁卖。”顾清说。

　　山东省德州市消防救援支队15车、107人已前往震中救援。济南、泰安、聊城、德州、滨州等5个消防救援支队24车、236名消防救援人员以及搜救犬机动专业支队已集结完毕。

　　400万册图书、价值超过3亿元，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谈到曾被洪水围困的员工和变成废纸的图书，中图网创始人、CEO黄平忍不住掩面而泣。

　　8月1日起，公羊、蓝天等多支救援队收到涿州市政府的请求支援函。但当天，有报道称，多个民间救援队因没有邀请函，无法即刻前往灾区，引发争议。此外，外地救援人员因不熟悉地形及水域情况，再加上通讯中断，无法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相关专家认为，这背后的核心问题，仍在于地方应急管理体系的机动性不够，应急方案不够细致。例如，现场受灾数据如何统计收集，社会救援力量由谁调度，流程如何机动调整等，都需要提前设置和演习，这是应急指挥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滇池支行原行长解鹏，先是借银行行长的身份结识掌握资源和有资金需求的各类人员，为高利转贷“撒网”，随后与他人商议到自己所在支行办理贷款，并以15%的年化收益出借。此后，他利用职务之便，推动银行贷款审批流程“一路绿灯”，对伪造的贷款材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顺利将所获贷款转借，获得高额利益。经查，其利用职权进行高利转贷，获利71万元。

　　“这个过程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在这些合规的、频繁的工作交集中，医生与药企医代表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紧密，关系越来越‘铁’。”该负责人表示，两者关系的拉进，为进一步的利益绑定提供了基础。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司法实践中，高利转贷罪有可能会跟上下游的一些犯罪（如有的被包括到了洗钱罪中）混合在一起，有些案例中不一定会作为一个单独罪名体现出来。此外，有的案件还涉密，不对外公开，所以难以将该项罪名设立以来，涉及该项罪名的历年案件数量做统计。但从公开通报看，近年来涉及该类犯罪的案件还是屡见不鲜。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在杨赛霓的理解中，韧性城市的内涵包括四个层面：一是“顶得住”，基础设施的抗冲击能力强；二是“能减轻”，一旦遇到罕见的极端天气事件，能通过较细化的应急预案和高效有序的备灾和应急响应体系等方式，及时撤离、转移和安置民众，尽可能减轻灾害带来的后果；三是“快速恢复”，即使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也能有很好的抢修能力，应急电力、通讯设备充足，生命线系统恢复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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