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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卫中院审理查明：贾奋强通过其朋友以签订虚假房屋装修合同的方式从银行获取贷款300万元，贷款月利息5厘，贷款期限为一年。贷款发放后，贾奋强立即以2分5厘的月利息，把这笔贷款全部转借给一家小额信贷公司。几番续贷续借后，他牟利105万余元。

　　之所以叫“福尔摩审”，审计部门还擅长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突破口。如在几年前，审计人员去成都某国际酒店审计，在一个星期时间里，审计人员从上万张单据里面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些进口的原材料的入库单和出库单经常会出现一个人的字迹，而这个字迹又不完全一致。就凭着这个字迹，他们一直摸下去，发现这个人会趁着出库员不在的时候，模仿签字，一出一进，监守自盗，多余的钱都归他了。上万张单据属于大海捞针，但是即便是这些细微到别人不会注意的地方，也难逃万达审计的法眼。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杨赛霓认为，当下不可能把所有标准不够的基础设施都推倒重来。因此，在更新时，需要基于气候风险评估，做一个优先级排序，优先投资一些设防标准差距大，同时极端天气风险最高的区域，而且这种评估必须要面向未来。

　　7月29日，针对此轮华北极端强降雨，中国气象局已作出预报，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一级应急响应。但现实中，极端暴雨的强度以及带来的危害，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北京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介绍，灾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一刻不停“抢险、抢修、抢通”，全力做好“四通一保”、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各项救灾工作。

　　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保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企业主向领导干部借高利贷，除了确有资金周转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8月6日，新华社消息，针对京津冀等地、东北地区严重暴雨洪涝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6日再次紧急预拨3.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加上此前已预拨上述地区的1.7亿元资金，中央财政共已预拨上述地区5.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国际合作与科技处处长张存龙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此轮暴雨给防洪调度带来的难度，比1963年还要大。1963年8月的连续暴雨的中心区靠近河流的下游，但这次的中心区都在山区，雨水产流、汇流很快，下游来水也更加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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