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指,只有对中国的某些产业采取“有限且常识性的限制措施”,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伯恩斯没有就什么是“有限且常识性的限制措施”进行解释,但就过去一年拜登政府的动作来说,那意味着限制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能力,意味着在国际层面寻求限制对中国“关键产业”的投资,例如明确“让中国的芯片开发陷入停滞”。
储朝晖也强调,更应该关注的是接下来很快就会到来的入园、入学人数下滑。“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各方认真考虑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学校的效能安排,涉及要不要有人员的更迭,要不要招聘新的年轻教师。尤其是有很多地方,只有一个单一的办学主体,应对能力就会明显不够。”他说。
实际上,梳理公开信息可以发现,今年以来,从政府工作报告,到领导致辞等,“万亿之城”都是烟台、常州的年度高频词,两座城市难掩对于城市能级跃升的期待。《世界杯赔率英格兰vs伊朗》 “深圳相比苏州转型步调是比较早的,目前的阵痛已经不明显了。”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近十年之前,深圳很多制造业就已经开始向东南亚以及像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区外迁,这些年看起来没有高歌猛进,但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今天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基础。与之相比,苏州尽管也正在腾笼换鸟,推动产业转型,“但是从结构调整来讲至少比深圳晚了五年”。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地方财政收入下降,支出相对刚性,必然带来财政自给率下降。”乔宝云指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更多指向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水平难言降低,当经济面临波动性困难,就需要中央扩大转移支付额度予以平抑。
在此背景下,《指导意见》提出的提高省级收入分享比例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湖北便提出,适当增强省级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省级分享收入范围、标准和比重,加强省级各类资金资产资源统筹,完善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