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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机构改革后,原属科技部的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被划入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可能是一种信号,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增加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开发与创新的资助功能。
“说到促进消费,过去大家希望政府多发一点消费券,现在是打造优质的消费环境更关键。”在叶青看来,外地一些走红、受到消费者追捧的旅游城市,都是将消费环境做到极致,有了好的消费环境,有了好的产品,大家才会来。“所以我建议武汉的政府、企业和市民,三个方面联合起来,共同打造全国最好的消费环境,为加快城市发展努力。”
2022年10月25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首次召开会议。会议一项重要议程,即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提出“必须始终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告诉中新网,我国干部和各级领导干部,其主体是公务员。公务员管理,或者说我国的干部管理、领导干部的任用管理,一般而言强调逐级晋升。
这种传统也得到了传承。别人家孩子小时候同学聚会是去踏青、逛公园,锦州孩子从小学开始,同学聚会就是海边烧烤。有人带炭,有人带炉子,有人带串儿,有人带佐料,分工配合,革命友谊从小就在烧烤中建立了。所以,在外地上学工作的锦州孩子回到锦州,跟同学的聚集地永远都是烧烤店。
对于个人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差异,王萍萍解释称,由于所处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类型不同,单位之间的工资水平有时会存在较大差异;在同一单位内部,由于就业人员所处岗位不同,工资水平也会存在一定差异。当前的工资统计使用分组数据反映不同地区、行业、单位类型的工资水平,以及地区内、行业内不同岗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
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针对一些地方和单位公款吃喝、“舌尖上的浪费”不时反弹,贪图享受、讲究排场陋习不改等现象,要及时严肃处理,点名道姓通报。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薛姝等在2021年发表的《当前我国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主要压力分析》一文中表示,由于评价考核的导向及要求,青年科研人员刚博士毕业就需要去申请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人数逐年增加,加剧了竞争。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受理项目数比2014年增长54.4%,而资助项目数只增长9.4%。相应地,青年科研人员项目申请成功率持续降低,2014~2019年,青年项目资助率从25.3%降至17.9%。青年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压力逐年增加。
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好先由中央科技委对国家科研机构进行定位优化,明确要在哪些领域增加稳定支持,“一定不能盲目、轻易地去增加稳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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