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干部王强已任拉萨市代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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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的跨国贸易在空间和人群互动方面，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高风险性以及经济与社会文化多重交织性。在阿拉伯商人与中国供货商之间，是一种长途、跨越国界和族群的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交易，可依靠的社会关系比较少且脆弱。因此在赊账行为中依靠商人个体建立互惠性和信用关系的同时，也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协调。

麦高登等学者以“低端全球化”来定义来华非洲商人的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来华非洲商人只携带了少量的资本；其次，这些处于低端全球化链条中的非洲商人的经济行为大部分是非法或者半非法的状态，因为大部分商品都是仿制品或者二手商品；第三，低端全球化的实施主要依赖个人的社会关系。麦高登同时认为，在这种“低端全球化”中，贸易主体往往游走于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因而与政府处于对立关系之中。而本文考察的义乌阿拉伯商人的经济行为，虽然符合部分麦高登等学者“低端全球化”的描述，但是与他们的理论不同的是政府在这种跨国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并非被动地接受或者驱赶低端全球化实践者，反而一直试图通过积极干预来引导市场有序发展，从而使义乌的跨国贸易进入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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