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联盟制华”的策略，正在美国盟友和伙伴中引发越来越大的反弹和抵触情绪。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并不符合本国的最佳利益，追随美国搞对华打压更将破坏对华关系、扰乱全球和地区秩序，贻害深重。美国不断构建各种针对中国的小多边联盟网络，本身就是给其盟友伙伴出难题，是将“美国优先”置于“盟友优先”之上，自然不可能获得广泛拥护。

　　一些欧洲朋友说，过去3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公民对中国的好感度有所下滑，但相比年长者，年轻人对中国的观感普遍来说相对较好。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无论是智库学者还是普通游客，他们应当是中方多做工作的对象。

　　梁建章：这本书讲的也许是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不确定因素，就是人口问题。近几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下降得非常快，7年前，这个数字是1800多万，去年900多万，这样的变化会对未来整个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2022世界杯开赛时间》　　我们拜访爱沙尼亚议会，在同议长胡萨尔以及议会国防和对外委员会主席等人交流时发现，波罗的海国家高层非常关注中方今年2月24日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同样，他们对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5月中下旬对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欧盟总部和俄罗斯的访问非常期待。这次欧洲之行，我们明显感觉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欧洲精英人士认可中国在劝和促谈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

　　据新京报，行政诉讼案件由地级市市长出庭应诉，即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早在2010年，国务院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2015年5月1日实施的新行政诉讼法也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再次，沟通需要行动，要为开展有意义的对话排除障碍。2018年，美方滥用“长臂管辖”，以中俄开展军事合作为由对中国军队实施无理的单边制裁。5年多过去了，所谓制裁仍未取消，美方又抛出一套说辞，制裁不影响两国防长正常沟通。既然不影响，美方为何要讨论取消问题？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国安会发言人柯比、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国务院发言人米勒，都在不同场合谈到了解除制裁与两国防长会晤的关系问题。这表明美方对中方反对无理制裁的坚定立场是心知肚明的，但美方却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企图避重就轻、蒙混过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国内政治分裂。拜登政府和美国军方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内部讨论和研究，但最后却没有勇气排除国内政治干扰，祛除人为的沟通障碍，促成两国防长正式会晤。美方对此非但不愿承认自己内部的政治掣肘，还将责任推给中方。行动迟缓、障碍不除，沟通怎么可能实现？就连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本人也说，握手很难替代实质性沟通。如果美方真想开展有意义的对话，是时候拿出实际举措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