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锦州有上千家烧烤店，但大多是夫妻店，每家店几桌到十几桌，分散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因为店小、不聚集，对外地人来说，来锦州吃烧烤容易“找不着北”。《可以网上买世界杯吗》　　在4月2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通话的有关情况并强调，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中方一直在为和平发声，为和谈尽力，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中方立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中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王贻芳指出，要从总体上推动稳定经费改革，就要从中央财政中额外划出一笔稳定支持经费，具体到如何落实，匹配给谁，怎么定义基础研究机构，不是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中央层面去统筹协调。本轮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中央科技委员会或是一个解决经费问题的很好契机。

　　“黄老师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在桂林亲眼见到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防空洞外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这种精神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胡伟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