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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地广人稀，此前计划生育抓得严，本来人就少，还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东北人喜欢处哥们儿。锦州人带朋友吃烧烤，吃什么都会提前想好，“注重氛围的朋友，烧烤店环境要优雅一点；接地气的朋友，就带着去吃地道的小店；内地来的朋友，必须尝尝海鲜烧烤……”但不管什么样的烧烤店，都主打一个热情。

　　她到访的第一站是日本，并先后参观了东京大学卡弗里数物联携宇宙研究机构（IPMU）和京都大学汤川理论物理研究所，她发现，日本科研人员的薪酬体系和项目经费是基本脱钩的。所谓科研项目经费只能用于组织学术活动和开展学术交流，不允许用于薪资。相应地，政府会给高校和研究所提供充足经费来保障科学家收入和博后以及学生的工资，无需科研人员自己承担。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回想小时候的经历，王印觉得自己得到的最大资源就是“空间”。他想过学美术，但拿不出报课外班的钱。在20多年前的山东农村，常见的是铁丝等身边的材料，他于是自己琢磨。“因为一直在做，偶尔失败也就失败了，节奏并不着急。”

　　“黄老师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在桂林亲眼见到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防空洞外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这种精神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胡伟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2012年，北京市药监局拨付的68万余元办公用房维修改造经费，成为闫学会眼中的一块肥肉。在研究资金使用的党组会上，她授意李某汇报，声称将由北京双鹤净化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承揽维修改造工程。因双鹤公司之前承揽施工局会议室装修工程，质量可靠，与会党组成员一致同意继续由该公司承揽新的工程。但他们没有想到，这其实是闫学会导演的一出“狸猫换太子”。

　　第十三次军长级会谈后，西部战区表态“会谈中，中方从维护中印两军关系大局出发，为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体现了诚意，但印方仍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

　　一边是陈水扁多次违规动用当局资源，引导公营企业和团体参与高铁增资入股；另一边是本应承担增资义务的五家原始股东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有媒体统计，它们接到了相当于实际出资额三倍的分包工程。还有调查指，这五家净利可达数百亿新台币。

　　一天前，申军良给两名案犯写了一封信，希望对方家属能够转达。信中写道：“从2005年1月4日，申聪被你们入室抢走的那一刻，到今天已经是18年3个月零22天。我对你们一直是愤怒，曾也无助，被你们带走的这3个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痛苦中挣扎，最后的善良留给他们好不好？”

　　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好先由中央科技委对国家科研机构进行定位优化，明确要在哪些领域增加稳定支持，“一定不能盲目、轻易地去增加稳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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