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容易观察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公共项目都尽可能增加工程的复杂程度和建设的标准，以此增加造价，而其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寻租空间。中央纪委曾指出，“近年来，不少省、市、县成立了‘城投’‘交投’‘水投’‘文旅投’等地方国有平台公司，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一些平台公司偏离设立初衷，有的利用政府项目、政策倾斜、资金集中的业主优势，在工程发包中暗箱操作；有的在融资、举债过程中吃回扣、吃利差；有的在土地整理经营上冒用身份低价承包、高价租赁，肥一己之私。”结果是有的县2020年查处的腐败案件70%发生在平台公司。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主要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的经济实体，成为资金、土地、股权等公共资源相对集中的“富集区”，也是违规融资担保、违规借款、违规举债投资等问题的“高发区”。

　　在孙鲲鹏看来，上述项目内容繁多，涉及面较广，而且相关财税实践表现出较强的地方性，在立法工作中需要兼顾全国共性和地方特征，立法细节准备尚不完全成熟；另外，地方债和转移支付等相关问题还需要通盘考虑经济风险防范等宏观大环境，因此被列为第三类，在后续继续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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