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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陶提到，根据城市级别、流域重要性等因素，国家对不同的江河有专业的防洪设计标准，地方不能随意提升。理论上，一个城市在规划时，重要的基础设施、居民区、工厂应尽可能避开易涝的高风险区。但在国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和水争地不可避免”，导致一旦受淹，损失严重。

　　调研期间，他去往武汉大学调研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等情况，对推动党委认真履行管党治校主体责任、“一校一策”做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并就有关课题与专家学者座谈交流。

　　他表示，在这类案件中，如果金融机构发现贷款合同中写的用途是虚假的，仍然继续放贷，数额在200万元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就涉嫌犯违法发放贷款罪。

　　中方敦促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的原状。同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作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生活物资为名，持续夹带大量建筑物资上舰。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菲方表达严正关切，建议双方就如何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商谈，但菲方对此拒不呼应。

　　2014年1月，王鹏翔拿妻子叶某某名下的一处房产作抵押，伪造装修合同，向某银行机构申请装修消费贷款200万元。2014年11月，这笔贷款到达王鹏翔指定的虚假装修承包人的账户，再通过其公司员工徐某某将这笔钱转到王鹏翔岳母账户。放款当天，王鹏翔将账户上的钱立即转贷给三名利益关系人，赚取利息差。经查，王鹏翔转贷收取的利息收入高达150.48万元，支付银行贷款利息32.02万元，违法牟利近120万元。

　　按照法律规定，贷款申请人向金融机构贷款时，需要述明贷款的合法用途、贷款期限等。由于公职人员不能经商办企业，多个案例显示，他们一般假借住房装修为由进行贷款，然后高息转贷。

　　扬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谷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监守自盗”的案件中，会考虑是否因其身份地位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同时，这个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同时存在高利转贷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

　　从得知洪水将至，员工就在全力堆叠沙袋、搬运图书，但洪水来得太过迅速，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仓库进水，图书被泡。当水势过大不得不放弃抢救图书从仓库撤离后，员工退到了办公室的四楼，等待救援，在洪水包围的孤楼里度过了一夜。

　　在8月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黄平看着镜头，冷静而克制地讲述中图网损毁的书籍和预估遭受的经济损失。一天后，同样是在镜头前，他在安静的直播间里慢条斯理地复述，再也克制不住情绪痛哭。    

　　“极端的情况不是没有。之前有一套北广家园的房子，报价1160万，980万就卖了。但这是捡漏，卖了就卖了，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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