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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多位了解涿州市水利的受访者均指出，北拒马河上游没有水利工程，是导致涿州市多处被淹的一个重要原因。程晓陶提到，北拒马河上游没有水库拦蓄洪水，导致几条河流的洪峰集中在涿州市交汇，使河道难以承受。“河道行洪能力是有限的，大石河源短流急，如果北拒马河上游有水库拦截，让大石河的洪峰先过去，再把下一个洪峰放过来，就像汽车排队上高速一样，一天可以走很多车。但如今连高架的车也挤过来，就会造成交通堵塞。”程晓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因曾与名校明珠小学对口，区内“老破小”朱家滩小区一度被称为“上海最强学区房”，单价在2021年冲上近15万元/㎡的高峰。但在经历多校划片政策后，贝壳数据显示，如今的朱家滩小区单价多在10万元以内。记者注意到，有急售房主已将单价降至87000元左右，然而这套房挂牌已有8个月，仍然未能售出。

　　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保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企业主向领导干部借高利贷，除了确有资金周转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金融机构为什么愿意低利率贷款给公职人员？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得知，由于公职人员工作和工资较稳定，对金融机构来说，属于比较优质的客户，所以对公职人员等特定群体会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人们以往对极端天气的“常识性”理解正在不断被打破。因此，杨赛霓建议，面对极端天气，发布的预警本身也不能再限于单纯气象因子强度的预警，而应该是“基于承灾对象”的预警。比如，对当地交通、通讯和电力设施影响几何？对具体某个地区的哪些人群有多大影响？农田受损情况如何？人们只有知道这些信息，才有更多预先行动的依据，做更充分且适当的准备。

　　而菲律宾恰地处所谓“第一岛链”关键位置，与中国台湾地区最短直线距离仅约200公里。此外，围绕南海岛屿主权问题，中菲之间也存在一些争端。这些因素都让菲律宾在美国人眼中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

　　受短时局部强降雨影响，8月11日18时许，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喂子坪村鸡窝子组（位于秦岭分水岭210国道附近）突发山洪泥石流。经初步排查，目前该村2处民房被冲毁，道路、桥梁、供电等基础设施受损，造成2人死亡、16人失联。截至目前，已救出4名受困人员，沣峪口至事发现场210国道段受损道路已抢通，人员搜救、抢险救援、转移避险、排险除险、河道堤防加固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杨赛霓认为，当面临极端暴雨洪水时，与城市相比，大量分散性的山区农村地区更难迅速组织起力量，进行应急处置。一方面，因为农村人口相对不集中，且缺乏资源；另一方面，很多山区农村的人口结构以老人、小孩为主，处置和救助难度大。在她看来，山区和城市不同，从应急管理角度，必须一地一策，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对山区而言，及时的提前撤离才能把受灾损失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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