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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

　　反观常州，则更加聚焦建设引领长三角、辐射全国、全球有影响力的新能源之都。根据常州市出台的《关于加快新能源之都建设的实施意见》，到2025年，其新能源产业规模、资本市场新能源常州板块市值都要超万亿元；到2035年，产业规模还要在2025年基础上再翻一番。这也将成为常州冲刺万亿城市，乃至打造长三角产业中轴的重要底气。

　　实际上，梳理公开信息可以发现，今年以来，从政府工作报告，到领导致辞等，“万亿之城”都是烟台、常州的年度高频词，两座城市难掩对于城市能级跃升的期待。

　　淄博市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加强人才引进培育，计划推进“五年二十万大学生来淄创新创业计划”，引进高校毕业生4.3万人以上，新增省级以上重点工程人才专家60人以上，发放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1亿元以上，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

　　据《天津日报》今年4月报道，今年伊始，天津市委组织部正式启动实施“瞪羚淬炼”，先后推进从市级机关、市管企事业单位选派一批35岁左右的年轻干部到乡镇街道担任党政正职，从驻津高校、市属高校和重点园区择优选派50名干部人才进行双向挂职等工作，不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拓展培养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有效途径，持续充盈各级年轻干部“蓄水池”。

　　2005年1月，1岁多的申聪在增城的出租屋内被人抢走，当时，正在做饭的晓莉被人捆绑并蒙上了头，等到挣脱时，儿子申聪已经不见。后来，晓莉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申军良为了寻找儿子，辞去了工作，常年奔波在寻子路上。

　　2014年7月，天津市武清区和清华大学达成战略合作，人才合作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之一。2021年，时任武清区南蔡村镇党委书记的连欣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之前，我在清华大学担任教师，主要负责科研工作，到武清挂职，发现这里非常适合年轻人发展，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事业发展平台。”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这种模式下，近年来，北生所在细胞程序性死亡、感染与天然免疫等多领域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20年过去，它仍是中国科研体制内的“特区”，模式没有得到复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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