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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张存龙提到，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水系不同，海河流域的河流大多源短流急，从水源到下游距离短，这对极端天气的预警机制提出极高要求——要准确，还要有预见性，能提前告知下游地区的风险。但洪水来得太快，预见期短，可能会出现通知不及时的情况。

　　“这些代表认为，这部分贷款本应用于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项目上，却被用于其他项目，转贷后易引发贷款风险。最终，立法机关采纳了这一建议，在通过稿中增设了这个罪名。”王新说。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要实现更精准的天气预报，需要资金和很强的技术能力，而且要精确到较小区域尺度，“目前还做不到这么精细化”。北方城市发生这种极端暴雨的频次较低，对于其形成规律，也缺乏相关历史数据的积累。同时，多位专家还提醒，预警也不能过度发布，最近几年由于频频发生一些突破“历史经验”的极端天气事件，一些地区的气象部门担心事后追责，日常发布预警的频次过高。这会给地方政府和公众造成“狼来了”的感觉，不利于真正发生灾害时的动员。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

　　今年春节后，连续两年经历价格回调的深圳学区房市场有所回暖。乐有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全市名校片区的学区房成交价相较其他二手房，较参考价有更大幅度的偏离，以参考价成交的学区房占比从1月的55.5%减少至3月的38.4%。

　　程晓陶提到，根据城市级别、流域重要性等因素，国家对不同的江河有专业的防洪设计标准，地方不能随意提升。理论上，一个城市在规划时，重要的基础设施、居民区、工厂应尽可能避开易涝的高风险区。但在国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和水争地不可避免”，导致一旦受淹，损失严重。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一级警长、公职律师童晓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涉及高利转贷的案件中，如果高利转贷者在约定时间内还清了贷款，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就很少暴露。而且这类人员在高利转贷时，也不一定会向转贷对象说明资金来源，“对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来说，相比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高利转贷的隐蔽性会更强”。

　　“极端的情况不是没有。之前有一套北广家园的房子，报价1160万，980万就卖了。但这是捡漏，卖了就卖了，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除此之外，毛昭晖认为，刑法设立高利转贷罪至今尚未修改过，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涉及违法行为、有的涉及违纪行为。犯罪涉及到的人员也更广泛，包含政府、政法机关、金融系统的官员等等，有的还涉及代理人等。他认为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冲突双方，当然都容易激动，容易放大国际社会的一些反应。其实，无论俄乌，更该看到，包括沙特、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非西方成员，在劝和促谈。我们没有向冲突双方提供武器，也没有偏袒哪一方。这一点，与北约完全不同。

　　本报记者 be七007 【编辑:be七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