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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受访的政法系统公职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银行工作人员甚至会主动到他所在的单位,推销信贷业务,“他们给我们的工作证件拍照,再让我们填个表格,就能贷到30万元,甚至更多,贷款利率也会有明显优惠。推销人员虽然说资金不能用于高利转贷等用途,但后续并没有跟踪管理。”
7月31日上午,刘斌把孩子送到百米外地势较高的学校,村里不少人临时转移至此。刘斌和妻子回到家,傍晚约6点,村里突然来了大水,不到1个小时,二楼就被淹了。刘斌看着家具都被冲走,想逃已来不及,穿着短裤和背心,和妻子匆忙爬到了屋顶,又借着一架高梯,越过房顶逃向山里。8月3日,河北保定市涞水县委宣传部发布通报称,野三坡景区全境受灾,波及15乡镇、284村,景区遭受毁灭性损毁。
最后是“自我适应”,也是韧性城市最重要的内核。杨赛霓指出,现在每个城市都要对历次极端天气事件进行复盘和反思,“不仅是国内的案例,还有国外的案例”,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去自我适应和改进。
2012年“7·21”特大暴雨发生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涞源成为洪灾的重灾区,涞水县野三坡景区遭受自1986年开放以来最致命的重创。据2012年媒体报道,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野三坡景区上游的拒马河干流无水库等拦蓄工程,导致洪水迅猛,河道难以消化如此大的降水,但水库修建须由国家统一规划,种种原因致使当地修建水库搁浅。
程晓陶提到,根据城市级别、流域重要性等因素,国家对不同的江河有专业的防洪设计标准,地方不能随意提升。理论上,一个城市在规划时,重要的基础设施、居民区、工厂应尽可能避开易涝的高风险区。但在国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和水争地不可避免”,导致一旦受淹,损失严重。
万达审计到地方去,地方员工纷纷表示怕了怕了。通常的情景是,审计到各地,都会举行一个全员的审前会议,包括打扫的阿姨、司机都得参加。随后,审计人员会拿着王健林的审计指令,然后把这张纸往总经理的桌子上一放,上面写着“审计指令”四个大字,哪个公司委派什么人到你公司进行例行审计,请接待配合,落款:王健林。
“现在您就看急售的房子,我们推的也都是这种。大部分的业主并不着急卖,等两三年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所以他们没有降价的意愿,您看这种房源也没有意义。”多位房产经纪人都持相似态度。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其实,早在今年6月于哥本哈根举行的由西方和巴西、印度、南非出席的一次有关俄乌和平之会上,乌克兰就感受到了非西方国家与自己分歧很大。
对于乌克兰来说,由于中国之出席,其更是特别看重此次会议。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甚至用了“超级突破”的说法评价中国参会。库列巴更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此前通过话时曾经指出:“沙特吸引了中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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