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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司法实践中，高利转贷罪有可能会跟上下游的一些犯罪（如有的被包括到了洗钱罪中）混合在一起，有些案例中不一定会作为一个单独罪名体现出来。此外，有的案件还涉密，不对外公开，所以难以将该项罪名设立以来，涉及该项罪名的历年案件数量做统计。但从公开通报看，近年来涉及该类犯罪的案件还是屡见不鲜。

　　“这个过程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在这些合规的、频繁的工作交集中，医生与药企医代表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紧密，关系越来越‘铁’。”该负责人表示，两者关系的拉进，为进一步的利益绑定提供了基础。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管理上，不同部门间的联动不足；二是目前的应急预案还不够细化，尤其是交通部门没有考虑在紧急撤离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关卡，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等现实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委员杨赛霓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她同时强调，面对极端天气致灾的复杂性，任何预案都不可能覆盖一个极端事件中的所有可能场景。在应急处置中，另一个原则也同样重要：给予现场决策一些冗余度，建立容错机制。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网络视频研究中心于7月18日发布了《跨媒介旅行：直播+文旅发展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了直播+文旅的不足之处。首先，文旅资源整合不够有效，缺乏区域协调和联动发展机制；其次，文旅融合深入度不足，地方特色文化挖掘和宣传方式有待提升，旅游景点与文化融合不够深入；最后，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理念滞后，部分旅游区域缺乏标准化建设和系统性传播的整合策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协调机制、提升文化宣传方式、加强景点与文化的融合，以及推进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理念。

　　扬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谷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监守自盗”的案件中，会考虑是否因其身份地位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同时，这个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同时存在高利转贷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

　　“这些代表认为，这部分贷款本应用于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项目上，却被用于其他项目，转贷后易引发贷款风险。最终，立法机关采纳了这一建议，在通过稿中增设了这个罪名。”王新说。

　　7月29日以来，受台风“杜苏芮”和亚热带副高压的影响，华北、黄淮地区遭遇极端强降雨。8月3日，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张恒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评价，此次京津冀等地区域降雨过程极为罕见，强度超过华北历史上三次极端暴雨过程，分别是1996年“96·8”、2012年“7·21”和2016年7月18日至20日，北京降雨持续时间达83小时。

　　杨赛霓认为，当下不可能把所有标准不够的基础设施都推倒重来。因此，在更新时，需要基于气候风险评估，做一个优先级排序，优先投资一些设防标准差距大，同时极端天气风险最高的区域，而且这种评估必须要面向未来。

　　程晓陶解释说，根据《永定河防御洪水方案》，只有当永定河卢沟桥发生流量超过6200立方米/秒的洪水时，超标洪水才能通过小清河分洪闸入大宁水库。过去几天，永定河卢沟桥拦河闸的最大洪峰为4649立方米/秒，不满足启动小清河分洪闸的标准。也就是说，涿州市开启蓄滞洪区，并不是为了承接永定河的来水，而是缓解北拒马河、大石河等本河系河流的来水压力。上述涿州市水利系统人士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永定河此次对涿州受灾的影响很小。

　　程晓陶提到，根据城市级别、流域重要性等因素，国家对不同的江河有专业的防洪设计标准，地方不能随意提升。理论上，一个城市在规划时，重要的基础设施、居民区、工厂应尽可能避开易涝的高风险区。但在国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和水争地不可避免”，导致一旦受淹，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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