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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常规机构式资助外,创设了一种颇具“竞争性”的特殊稳定支持模式。2007年起,日本开始为一些经严格筛选的基础研究顶级机构提供10~15年的长期稳定资助,每个机构每年约有5亿~20亿日元的政府专项拨款。入选WPI的中心每5年要进行一次严格评估,根据结果确定是否继续支持,评估标准很高,比如未来10年能否取得世界顶级的成果,能否聚集7名以上世界顶级专家,课题负责人中的外籍科学家是否达到20%等。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5%以上的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评审需要区分所属的科学类别。记者查阅2019~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集中于受理情况》年度报告后发现,四年间,申请项目中,选择第二、第三类项目占比不断上升,一、四类项目占比有所下降。2022年,全部提交的294300多项项目申请中,选择第三类“需求牵引”的项目最多,占申请总量的45.14%,第二类“聚焦前沿”项目比例是44.57%。与之相对,第一类“鼓励探索”项目仅有5.05%的人申请,但回到2019年,这一数字还是17.98%。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澳大利亚扩军备战的借口,这种做法与美国、日本等国如出一辙:先确立假想敌,再请求拨款,以扩军备战。
得知消息后,申军良愣了几秒钟,语无伦次地说:“走在路上15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但我也很担心,那些还没找到孩子的家长怎么办?”
他说,从今年1月起,来店咨询购房的人数较前两年同期有所增加。往常到了3月下旬,楼市“小阳春”过去后,咨询量会有所下降,但今年因为淄博烧烤爆火,咨询的热度居高不下。他原以为楼市“小阳春”有望延长,但从目前门店销售来看,并没有明显增长,“多以观望为主,真正付出真金白银的购房者并不多”。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2022年4月8日至6月2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开展了常规巡视。之后不到两周,张务锋于6月15日官宣被查。同年12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开除其党籍和公职。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苏纳克政府上台后,似乎有意对此踩一脚刹车,这个意愿也体现在克莱弗利的演讲中。苏纳克的新综合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中国称为“划时代的挑战”,而不是前任特拉斯定位的“威胁”,这也算是一种理性回调,虽然比较有限。
对于“什么是正常”的提问,王晓东说,“就像北生所模式与国外大部分研究所模式没有本质区别一样,大家不觉得北生所有多么独特,就是一群科学家在好奇心和荣誉驱动下去做自己的事,他们在意的也是中国顶尖的学术水平能产生怎样的国际影响力,而不是自说自话。”
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国外顶尖机构是怎么做的?2019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考察项目,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世界知名基础研究机构,总结他国经验,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科研组织模式,庄辞参加了这一项目。
本报记者 188bet.cnm 【编辑:188bet.cn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