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东北地区人口持续负增长的大背景下，沈阳市依靠系列人才引进政策、改善营商环境、降低落户门槛等措施实现了人口逆势增长。其常住人口从2016年的860.9万人增长到2022年的914.7万人，六年间增长了约53.8万人。

　　联系此前军事专家的分析表示，这一信息震慑的是“台独”分裂势力，敲打的是外部干涉势力，人民海军已成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海上钢铁长城。（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郭媛丹）

　　此外，CDF年会期间，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金壮龙会见了宝马、博世、博通、康宁、梅赛德斯-奔驰、辉瑞、施耐德电气、西门子等跨国企业负责人。国家发改委、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也会见了部分外资企业代表。这些部门在会谈时均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表示将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足球14场对阵表最新对阵表》　　“以去年中韩纪念建交30周年为起点，我希望中韩关系能在新的30年里向前向好发展。”谈到重塑韩国民间对华认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詹德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要警惕部分韩国民众的“厌华”情绪会牵制韩国政府推行友好的对华政策，并给外部力量离间中韩关系提供空间。他建议中韩政府层面要合力解决共同的难题，发掘新的利益增长点，如尽快升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供应链稳定和对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等。两国民众和媒体都要“平视”对方，积极评价对方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并通过频繁交流消除心理隔阂和误解。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如“萨德”入韩事件、海域划界和中韩渔业纠纷等都会影响韩国民间的对华认知。詹德斌认为，一些韩国民众错误地将中韩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等问题归罪于中国。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中韩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中韩建交前一年（1991年），韩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GDP的86%。在与中国的对比中，韩国人的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20年韩国GDP规模下降到只是中国的1/9，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

　　黄奇帆进一步表示，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一是“规模经济”的成本摊薄效应。能够大幅摊薄成本，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引力场”效应。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需求端在不断更新升级，吸引“供给”；供给端也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三是“大海效应”。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