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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以及杭州，则更多的是得益于服务业的高增长。以杭州为例，数据显示，上半年杭州GDP总值达9602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服务业增加值6748亿元，同比增长9.3%。

　　包括王新在内的数位受访者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应充分评估高利转贷利益链末端者（指最终接盘的“转贷人”，例如民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多给他们贷款扶持，让高利转贷者失去存在空间。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甚至监守自盗，自己亲自出手做起了高利转贷的生意。曾任云南省富滇银行副行长的孔彩梅，被通报虽然拿着上百万的年薪，却不知足，整天琢磨怎样钱生钱、利滚利。在审批贷款过程中，她了解到多位私营企业主资金短缺，于是滋生了放高利贷的念头。孔彩梅把自己筹来的资金进行高息借贷，“白天当银行行长，晚上作钱庄庄主”。经查，孔彩梅涉嫌贪污、受贿、高利转贷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违纪违法所得共计3180余万元。

　　2012年“7·21”特大暴雨发生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涞源成为洪灾的重灾区，涞水县野三坡景区遭受自1986年开放以来最致命的重创。据2012年媒体报道，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野三坡景区上游的拒马河干流无水库等拦蓄工程，导致洪水迅猛，河道难以消化如此大的降水，但水库修建须由国家统一规划，种种原因致使当地修建水库搁浅。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要实现更精准的天气预报，需要资金和很强的技术能力，而且要精确到较小区域尺度，“目前还做不到这么精细化”。北方城市发生这种极端暴雨的频次较低，对于其形成规律，也缺乏相关历史数据的积累。同时，多位专家还提醒，预警也不能过度发布，最近几年由于频频发生一些突破“历史经验”的极端天气事件，一些地区的气象部门担心事后追责，日常发布预警的频次过高。这会给地方政府和公众造成“狼来了”的感觉，不利于真正发生灾害时的动员。

　　多位救援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此次救援的挑战也远高于“7·21”和郑州“7·20”特大暴雨时期。8月2日上午，中国皮划艇协会新兴项目委员会主任金绍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一天凌晨，他们一行人带着皮划艇抵达涿州。“很多道路不通，我们只能哪条路通，就往哪儿走。”金绍辉说。此外，洪水进入平原，行洪速度放缓。水下很多杂物，铁片、树枝，甚至电线等障碍，随时可能阻拦、破坏船艇。部分救援队只能先清理障碍，再想办法救援。

　　8月1日起，公羊、蓝天等多支救援队收到涿州市政府的请求支援函。但当天，有报道称，多个民间救援队因没有邀请函，无法即刻前往灾区，引发争议。此外，外地救援人员因不熟悉地形及水域情况，再加上通讯中断，无法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相关专家认为，这背后的核心问题，仍在于地方应急管理体系的机动性不够，应急方案不够细致。例如，现场受灾数据如何统计收集，社会救援力量由谁调度，流程如何机动调整等，都需要提前设置和演习，这是应急指挥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中方敦促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的原状。同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作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生活物资为名，持续夹带大量建筑物资上舰。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菲方表达严正关切，建议双方就如何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商谈，但菲方对此拒不呼应。

　　在杨赛霓的理解中，韧性城市的内涵包括四个层面：一是“顶得住”，基础设施的抗冲击能力强；二是“能减轻”，一旦遇到罕见的极端天气事件，能通过较细化的应急预案和高效有序的备灾和应急响应体系等方式，及时撤离、转移和安置民众，尽可能减轻灾害带来的后果；三是“快速恢复”，即使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也能有很好的抢修能力，应急电力、通讯设备充足，生命线系统恢复速度快。

　　相较南方地区，很多北方城市的基础设施在应对这种极端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洪水等方面更加薄弱。前述熟悉涿州市水利的人士曾去江淮地区一些城市调研，他注意到，当地会将通讯塔下的机房、供电的变压器等设置在距地面一定高度，但华北地区很少有地方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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