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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家水利部官网的解释：“利用堤防和河道泄洪，运用水库拦蓄洪水，如果仍不能够控制洪水，再适时启用蓄滞洪区，以分蓄超额洪水，削减洪峰，最大程度地减轻洪水灾害总体损失。”

　　杭州和武汉的“卡位战”之外，重庆和广州的“全国第四城”之争也颇为激烈。数据显示，重庆上半年GDP为14345.95亿元，同比增长4.6%，排名全国第四。

　　情况更好些的是刁窝镇刁一村，村主任张雪飞告诉城叔：“全村常住人口大约1400人，大家从7月31日起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已经迁到旁边一个地势比较高的村。目前村民情绪稳定，物资保障也没有问题。”

　　张泽感到无能为力，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全是等待救援的被困人员。”他看到有人困在楼里，有人趴在墙上，还有人趴在树上等待被转移的。7个多小时忙下来，张泽不记得自己一共转移了多少被困人员。

　　中卫市一位熟悉当地政法系统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贷款发生时间为2012年10月，贾任银川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期间，涉及的银行为石嘴山银行，“当时，还有其他银行领导为了拉近和贾奋强的关系，主动提出可为贾提供贷款供其转贷，但最终他选择了石嘴山银行”。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他表示，今年北京市水务局组织过模拟1963年8月特大暴雨的防汛应急演练，研究过哪些地方是高风险区、应如何调度，而且这次演练是“着眼于流域，山西和河北都是参加的”；而北京预防山洪的主要困难，是居住人口较为分散，财力不足以修建大量减势削能的水利工程，因此减灾主要靠及时预警、及时撤离，又遇到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的多，山区弱势群体比例还高一些”的问题。

　　童晓辉表示，公安机关收到高利转贷的线索主要有两类：高利转贷者没有还清银行贷款，银行发现线索后主动报案；纪委监委发现公职人员涉及高利转贷的线索后，移送到公安机关。

　　今年春节后，连续两年经历价格回调的深圳学区房市场有所回暖。乐有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全市名校片区的学区房成交价相较其他二手房，较参考价有更大幅度的偏离，以参考价成交的学区房占比从1月的55.5%减少至3月的38.4%。

　　在过去有学区房风向标的海淀学区盘蜂鸟家园，房产经纪人表示，海淀“1911”政策在2021年严格执行后，蜂鸟家园经历了总价200万元的跌幅后，目前成交量很少，所以整体降幅不明显。但如果业主急售，降价幅度也在10%~15%左右。“这两年就要入学的‘刚刚需’买了也没用，2026年以后入学的不着急买，这就是现在学区房的尴尬之处。”前述经纪人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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