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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杨赛霓认为，当面临极端暴雨洪水时，与城市相比，大量分散性的山区农村地区更难迅速组织起力量，进行应急处置。一方面，因为农村人口相对不集中，且缺乏资源；另一方面，很多山区农村的人口结构以老人、小孩为主，处置和救助难度大。在她看来，山区和城市不同，从应急管理角度，必须一地一策，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对山区而言，及时的提前撤离才能把受灾损失降到最小。

　　浙江省江山市监委委员毛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公职人员获取信贷资金的优势，让少部分人动起了歪脑筋，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医药代表作为医药公司和医生之间的纽带，通过有效的推介新药品、器械，在产业链上发挥着应有的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医代和医生并非是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所以很容易从销售角度形成利益共同体，而非从产品自身优势、性价比这一初衷进行考量——这的确需要通过监督检查，进行有效的遏制。”

　　调研期间，他去往武汉大学调研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等情况，对推动党委认真履行管党治校主体责任、“一校一策”做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并就有关课题与专家学者座谈交流。

　　7月下旬至8月上旬，本就是涿州暴雨洪水频发的时期。但近100年来，涿州只经历过几次大洪水。2022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发布《涿州文化产业综合项目A01地块建设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其中提到，1963年8月2日~10日，涿州境内及西部山区连降大雨，各条河流洪水猛涨，涿州市被水围困，西面和北面淹没的深度约两米，“登城西望，一片汪洋，村庄难辨”，是最大的一次水灾。1996年8月，北拒马河发生1964年以来最大洪水，38个村受淹。再就是2012年“7·21”特大暴雨后，7月22日，上游来水从北拒马河行洪，造成4.8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贾奋强贷款300万元，以贷款时5倍的高息转借给他人后，轻松获利105万余元；广西鹿寨县县委原副调研员覃国友贷款305万元，高息转贷后牟利119万多元；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再向陈某某等人高息放贷，获利650万余元。

　　具体来看，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体的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5%；房地产业、金融业、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4%、8.3%和20.1%。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不过，张存龙提到，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水系不同，海河流域的河流大多源短流急，从水源到下游距离短，这对极端天气的预警机制提出极高要求——要准确，还要有预见性，能提前告知下游地区的风险。但洪水来得太快，预见期短，可能会出现通知不及时的情况。

　　本报记者 世界杯2022直播 【编辑:世界杯2022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