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年间，时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的郑晓年到中科院各所调研，发现“存量资金”比较大，且科研人员不愿意花存量经费的现象很普遍。“我问科研人员，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在手上，他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争取到经费，没经费就没绩效了。”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理论物理所90%以上引进的人才都有“人才帽子”，比如“优青”“杰青”或“百人”“千人”，这些都是分属基金委、中科院、中组部的人才项目，3~5年内会“自带”几百万元的经费。如果没有这些“匹配经费”，仅靠研究所自身，很难让科研人员组建研究团队和维持相对体面的薪资水平。即使如此，目前理论物理所的现状仍是：很多科研人员根本招不起博后，项目经费较充裕的人一年可能也仅能负担一名博后的费用。《足彩竞彩计算器APP》　　高凌云说，美国官员时常在图书馆、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传递这类“信号”，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以较小的政治风险得到外界的较多关注。这凸显出目前中美双方缺乏合作交流相关的机制性安排。高凌云认为，通常来说，比较好的方式是通过定期的会议来推动进一步的交流，“但这需要美方把改善中美关系当作长期性的安排去推进，而不是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权宜之计。”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实际上，中国并非对危机熟视无睹，而是理性地提出了中国方案。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习近平主席围绕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先后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成为中方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原则，并最终形成了中方立场文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