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对于古蜀文明的探寻热情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代。曾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而与葛维汉有过密切交往的冯汉骥，就在1953年又到月亮湾做了一次调查。而冯的学生、时任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的王家祐更是四赴广汉，就在1958年的一次踏勘中，他发现月亮湾文化层的内涵与隔河相望的三星堆是相一致的，从而将对这片古蜀遗址的观察与认识再向前推了一步。

　　对于器物坑性质的争论，本质上关联着对三星堆文化缘何衰亡的推测。作为彼时三星堆考古队副队长的陈显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大量的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为求得神灵保佑或宽恕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这种乞求行为背后有着密切相关的现实因素，三星堆人很可能面临着某些特大问题。而这些特大问题，有可能是外敌的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那场“若尧之洪水”的灾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副所长赵殿增也是祭祀坑观点的坚定支持者，由坑内种类多样的祭祀形器物，他推测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神权至上的国家，但也正是因为对宗教的极度狂热，过度消耗社会财富贡献神灵，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最终在一次次燎祭祈福无效后不得不告别故土迁居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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