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轻症、无症状感染者在抗原自测阳性后上报，并自主做好居家隔离，高风险人群可以去医管局指定诊所进行初级诊疗，由医生评估其风险程度后进一步分流：情况稳定即要求患者自行居家，有高危风险则直接转入医院治疗。对高风险人群，香港特区政府给出了明确界定：70岁以上老年人、5岁以下儿童、怀孕28周以上孕妇、免疫力缺损病人。

　　任建明建议，各个高校应重视开设专业伦理课程，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意识。“十八大之后，纪检干部平均每年查办一万多人，反腐败权力绝不能滥用，查办案件有很严格的保密纪律，不能通风报信，不能以案谋私搞出新的腐败。”他认为，有些行业，比如教育和医疗行业，对从业人员就有很高的职业道德要求，纪检监察行业也当如此，“教育和医疗一个是培养人，一个是给人健康，那么纪检监察行业的使命是培养廉洁的氛围，维护健康的社会”。

　　陆蒙吉指出，一些医疗资源欠缺的二三线城市应参考香港经验，及早将一些方舱改造成专为老年人服务的社区隔离设施，以加强对老人的照护。《世界杯回放》　　但实际情况是，在香港第五波疫情早期，随着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在短时间内增至5万多，香港医疗体系迅速崩溃，高峰时，单日曾有约1500人在急症室外等候入院，等待时间一度超过8小时。在空地和停车场等候的这些患者中，很多都是高龄老人，送至医院时情况已经危急，即使医院超负荷运转，也无法及时处置所有病人，压力巨大。与此同时，重症和死亡数字在上升，正常诊疗也受到严重影响。

　　陆蒙吉指出，在德国，老人感染新冠后，会由社区医生进行检查并判定病情是否需要住院干预。德国的社区医生有良好训练，可以起到分流管理的关键作用。但陈希认为，这点目前很难在中国实现，因为欧美等国都有长期运行的家庭医生制度和社区基层保健体系。

　　根据国家卫健委及北上广深四地卫健委的数据，截至2019年，北京市三甲医院数量为58家。目前，上海和广州两地三甲医院数量分别为35家和39家，深圳共有三甲医院32家，其中坪山区为两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