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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报预警的准确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预警是否能真正转化成人们的行动。”杨赛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预警要尽可能提前发布，给撤离的人们留出更多反应时间；另一方面，预警不能只限于气象信息，比如某地平均日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老百姓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预警如果能告诉人们水大概会淹到多高，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立刻就有概念了”。

　　7月下旬至8月上旬，本就是涿州暴雨洪水频发的时期。但近100年来，涿州只经历过几次大洪水。2022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发布《涿州文化产业综合项目A01地块建设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其中提到，1963年8月2日~10日，涿州境内及西部山区连降大雨，各条河流洪水猛涨，涿州市被水围困，西面和北面淹没的深度约两米，“登城西望，一片汪洋，村庄难辨”，是最大的一次水灾。1996年8月，北拒马河发生1964年以来最大洪水，38个村受淹。再就是2012年“7·21”特大暴雨后，7月22日，上游来水从北拒马河行洪，造成4.8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积极开展医疗救治做好灾后防疫。全市派出242人组成的医疗工作组分赴重点区，转运伤病员3300余人次，协调48名专家指导和支援重点区医疗救治。及早启动灾后防疫工作，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严格受灾地区水质监测和消毒，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这个过程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在这些合规的、频繁的工作交集中，医生与药企医代表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紧密，关系越来越‘铁’。”该负责人表示，两者关系的拉进，为进一步的利益绑定提供了基础。

　　近些年，国内也在要求基建项目要做气候可行性论证，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但巢清尘指出，目前的论证更多围绕着历史观测数据，没有考虑到对未来极端天气的预测情况。此外，多部门间系统性联动还不够，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文件上。“一般都是部分城市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灾害之后，会强化这方面的意识，然后零星做一些基于灾害风险的评估工作，但过几年后，因为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灾害，又懈怠了。”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了解震区情况，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决定启动国家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山东指导协助抗震救灾工作。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一级警长、公职律师童晓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涉及高利转贷的案件中，如果高利转贷者在约定时间内还清了贷款，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就很少暴露。而且这类人员在高利转贷时，也不一定会向转贷对象说明资金来源，“对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来说，相比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高利转贷的隐蔽性会更强”。

　　同时，此次访问，蒙方与美方商讨了开采稀土、铜等关键矿产方面的合作。两国还签署了“开放天空条约”，即两国民用飞机可以进出对方的领空和机场。

　　8月4日，淘宝推出涿州图书专场，帮助涿州地区受灾商家降低经营成本，支持他们尽快恢复经营，会场内商品皆为本次涿州受灾商家紧急盘点的、可进行正常销售的图书和周边产品。此外，淘宝直播联合行业开设涿州受灾商家公益专场，联合头部直播间、明星达人等一起，为受灾书商免佣带货，并提供专项流量支持公益直播，解决商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毛昭晖认为，刑法设立高利转贷罪至今尚未修改过，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涉及违法行为、有的涉及违纪行为。犯罪涉及到的人员也更广泛，包含政府、政法机关、金融系统的官员等等，有的还涉及代理人等。他认为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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