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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以往对极端天气的“常识性”理解正在不断被打破。因此，杨赛霓建议，面对极端天气，发布的预警本身也不能再限于单纯气象因子强度的预警，而应该是“基于承灾对象”的预警。比如，对当地交通、通讯和电力设施影响几何？对具体某个地区的哪些人群有多大影响？农田受损情况如何？人们只有知道这些信息，才有更多预先行动的依据，做更充分且适当的准备。

　　接受采访时，张安琦声音充满疲惫。他表示，他从7月30日一直忙到现在，现在汛情比较严重，更详细的内容只能后面再说。还不待记者问完，张安琦已经带领队员前往涿州高新区继续救援。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黄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蓄滞洪区内无序开发建设、“人水争地”的现象愈发严重，“如何统筹防洪安全与经济发展成为各地不得不直面的一道难题”。

　　“我们完全没准备，现在家里还有一些食物，但不多。家家户户都缺水，喝的都快没了。”马先生还称，挨着北拒马河附近的村庄受灾更严重，刁四村、卢家场村等村庄的水位都非常高。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与前述城市相反的是，东莞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379.57亿元，同比下降5.9%，其中制造业下降了6.4%。分门类看，上半年，东莞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下降4.9%，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7.4%。

　　同时，此次访问，蒙方与美方商讨了开采稀土、铜等关键矿产方面的合作。两国还签署了“开放天空条约”，即两国民用飞机可以进出对方的领空和机场。

　　8月1日下午1点，公羊救援队救援人员张泽从北京赶到涿州，第一批救援人员有18人。张泽看到，很多地方被水淹没，有水深1米5到两米的，更多地方已经达到三四米深，路也断了，一半水域，一半路，“所以救援难度非常大，然而到处都是需要救援的人，根本就转不过来。”

　　他进一步指出，一些意见认为涿州险情是为了“保上游”，这是偏颇的，因为涿州属于大清河水系，北京属于永定河水系，被指水位上涨特别快的拒马河“发源于河北，在北京境内只有一小段，在一个峡谷内，没有调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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