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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

　　多位受访者还表示，公众对公职人员触犯刑法，了解最多的是受贿罪、贪污罪等，对高利转贷罪认知非常有限，这也让一些人即便知道身边有人存在这种行为，也意识不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有受访者表示，他身边的公职人员认为高利转贷行为挺正常，甚至这属于会理财的聪明人。

　　“极端的情况不是没有。之前有一套北广家园的房子，报价1160万，980万就卖了。但这是捡漏，卖了就卖了，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方敦促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的原状。同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作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生活物资为名，持续夹带大量建筑物资上舰。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菲方表达严正关切，建议双方就如何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商谈，但菲方对此拒不呼应。

　　杨赛霓认为，当面临极端暴雨洪水时，与城市相比，大量分散性的山区农村地区更难迅速组织起力量，进行应急处置。一方面，因为农村人口相对不集中，且缺乏资源；另一方面，很多山区农村的人口结构以老人、小孩为主，处置和救助难度大。在她看来，山区和城市不同，从应急管理角度，必须一地一策，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对山区而言，及时的提前撤离才能把受灾损失降到最小。

　　7月29日以来，受台风“杜苏芮”和亚热带副高压的影响，华北、黄淮地区遭遇极端强降雨。8月3日，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张恒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评价，此次京津冀等地区域降雨过程极为罕见，强度超过华北历史上三次极端暴雨过程，分别是1996年“96·8”、2012年“7·21”和2016年7月18日至20日，北京降雨持续时间达83小时。

　　此外，多位熟悉涿州水利的受访者表示，北拒马河、大石河属于中小河流，防洪体系建设以地方投资为主，地方政府想要提升行洪标准，财力也是制约因素。不仅是涿州，因水利设施建设投资高，但难以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短期回报，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对防洪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交通方面，研究基础设施风险评估与应急管理的杨赛霓提到，一座十年前设计的桥梁满足“50年一遇”的设防水平，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数据测算得出的标准。如果加入最近几年的数据后，可能十年前的“50年一遇”只相当于现在的“20年一遇”。

　　“其实，实行药品零差价和带量采购之后，药品上的提成已经少很多，现在只是在小品种药品、部门中药、医疗器械、耗材上存在一些销售提成。大部分药企的销售费用，还是花在了产品能够进入医院的‘入场费’上。”张贤伦坦言：“药效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凭什么选择你的产品？这就要看你和院长、科室主任、药剂科这些有准入话语权的人，关系有多‘硬’了——也就是双方利益绑定程度有多深。”

　　其实，早在今年6月于哥本哈根举行的由西方和巴西、印度、南非出席的一次有关俄乌和平之会上，乌克兰就感受到了非西方国家与自己分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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