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的发展，救治的压力开始从发热门诊向急诊和重症救治的科室传导。”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急诊的压力显现，马上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最近大家看到的120需求大增，重症的床位、住院的床位，比如大家说一床难求。”

　　2019年初，赵晨阳母亲确诊肺癌晚期，并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其他脏器组织。家中也曾有亲戚得过肺癌并治愈，母亲并不觉得肺癌可怕，但“她认为转移了就没救了”。

　　而此时的北京正处于政策变化的过渡期，王可可所在的病友群里，也充满了疑问：医院是否还收治肿瘤化疗病人？阳性患者是否接收？需要核酸证明还是自测抗原即可？部分化疗期的病人每周需要做PICC护理（经外周插管的中心静脉导管，用于输注刺激性药物），哪里可以做？去的话会不会感染？《意大利为啥进入2022世界杯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及基本法框架下的司法独立，恰恰要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扰，确保中国法律说了算。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5次释法的过程中，一些外部势力都试图在香港社会内部制造争论，抹黑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甚至给香港法治制造溃疡。然而事实证明，5次释法都发挥了息纷止争的作用，及时为香港法治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漏洞打好补丁。释法所体现的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关系的良性互动，本来就是“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的应有之义，这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

　　“其实病情不会突然变重，”上海一三甲医院的呼吸科副主任刘可敬告诉记者，“在抢救资源准备充足的前提下，普通肺炎给予有效治疗，他就不会转成重症。”

　　“我们防护等级是最早降下来的，没办法，你要工作，所以急诊科最先全部感染。”秦宇红告诉记者，去年11月份，急诊科还设有“红区”，核酸阳性的病人在红区就诊，医护人员进入红区要穿防护服，但到12月份，“全变样了”，红区的病人多到溢了出来，抢救床不够用，医护人员开始忙不过来，穿着防护服工作受限，他们干脆脱下防护服，全力抢救病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