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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青看来,武汉的工业生产逐步恢复,经济的整体运行是比较正常的,消费也逐步在复苏。“现在很多写字楼的停车场经常是爆满的。中小型餐饮的生意都还可以,大型餐饮酒店消费还有上升空间。”
无独有偶,除深圳楼市外,上周也有市场消息传出上海二手房核验价和“三价就低”疑似有所放松。上海某股份行个贷人员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并未收到政策变动相关通知,目前仍按照原有政策执行。但是从去年开始,部分地区二手房涉税评估价较之前有一定提升。
2022年10月25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首次召开会议。会议一项重要议程,即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提出“必须始终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
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为什么中国年轻的科学家总处于‘饥饿’之中?”
今年春节,申军良带着一家人回了河南周口淮阳区的农村老家,一家人玩得很尽兴。申聪的奶奶至今保留着他儿时穿过的衣服,这些衣物承载了过去难以释怀的经历。
中国当下的基础研究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其特点是科研人员主要通过项目竞争的方式获取,这些项目分布在科技部、基金委等不同科研管理机构中,每类项目对应不同的资助额度和周期,项目评审也由政府机构组织临时性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这种竞争是全国范围内的优中优选。
她感慨,基础研究领域能做出成绩、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一般是30多岁,而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却困于“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浮躁内卷之中。
王贻芳指出,要从总体上推动稳定经费改革,就要从中央财政中额外划出一笔稳定支持经费,具体到如何落实,匹配给谁,怎么定义基础研究机构,不是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中央层面去统筹协调。本轮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中央科技委员会或是一个解决经费问题的很好契机。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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