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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同时表示，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反思自身所作所为，多为缓和局势、劝和促谈做些实事，停止甩锅推责、散播虚假信息。中方将继续坚定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和平一边，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

　　1978年后，中国船舶工业通过引进技术、合作生产、设备进口等多种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快速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按照“推船下海”的指示，在国内无路可走的中国船舶工业要去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问题是突破口在哪？

　　船舶行业被政府列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对“中国造船产能严重过剩”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当时中国主要以附加值较低的散货船船型为主，世界占比高达70%。而韩国新船订单中，“油船、散货船、集装箱船”这三大船型分布比较均衡，且LNG/LPG、大型钻井装置等高端船型的份额较大。

　　难题接踵而至。国内从未设计建造过符合英国劳氏船级社规范的船舶，没有任何资料，没有相关图纸，但时间紧迫，要7天完成报价设计，38天完成合同设计，33天完成技术设计中的送审图纸。考虑到费用、时间、技术积累等问题，设计团队放弃了从国外购买图纸的方案，决定自主绘制，由上海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负责。

　　“再次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不同的是，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具备了独立思考和应对的能力，各家船厂都在努力寻找重新融入国际市场的办法。”李彦庆说。

　　江南造船集团也意识到了产品结构问题。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林青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前后，集团根据自身技术储备和市场需求做出战略调整，针对气体船这一潜在增量市场，开始研发建造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VLGC）和超大型乙烷运输船（VLEC）。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网站的媒体报道存档文章显示，专攻美国情报学研究的学者里切尔森·杰弗里在1999年6月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中国逐渐成了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情报网的首要监控目标，对中国的监控手段从海底的潜艇、陆地上的天线系统乃至太空的卫星，无孔不入。

　　当地时间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应美方请求，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非正式接触。

　　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这些都是幼儿园“丢失的生源”，如今作为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影响的现实映照。三年疫情过后，当孩子减少，面临生存困境的幼儿园又该何去何从？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六机部开始推动中国船厂向日本学习。从1979年起，国内七家船厂先后与日本船厂结成“学习对子”，江南造船厂的对口学习企业就是三菱重工。古贺繁一带队考察结束后，三菱重工还为江南造船厂量身定制了一套改造方案，后因资金不足，双方的合作最终只停留在了技术层面。其余六对分别是大连造船厂与日立造船，沪东造船厂与三井，天津新港船厂与大阪造船，上海船厂与住友重工，广州造船厂与石川岛播磨重工，青岛北海船厂与日本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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