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博里奇上台适逢新冠疫情肆虐，进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往来频率，但在其执政两年半的时间里，仍然高度注重发展与我国的关系，一如既往推进与我国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与发展互鉴合作。

　　再者，加强公司治理，优化中小银行股权结构。探索推行“中小银行股东加重责任”。股东加重责任是指，突破股东在股本限额内承担有限责任的原则，要求银行主要股东承担超过股本限额的非有限责任。

　　作为企业运行的“神经中枢”，张富禄认为，央企总部落户河南，会直接介入当地的产业升级，比如说对河南的食品产业、农业转型升级等，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皇冠比分即时90》　　上述风险事件集中反映出中小银行艰难的经营现状。总结来看，中小银行整体呈“量多质弱”的特点，较国有大行和股份行而言，中小银行盈利能力普遍较弱，抗风险能力较低，风险抵补能力弱，且高风险机构聚集。根据央行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评级结果，高风险银行346家，城商行、农合机构（包括农商行、农合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的数量分别为16家、202家和112家，占比高达95.4%。中小银行一方面资产质量偏差，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0%和3.25%，高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1.62%）；另一方面，能够承担损失的自有资金较少，资本充足率显著低于国有大行和股份行。

　　目前，央行已精准处置了多起中小银行风险，政策经验丰富，而对于中小银行风险首先应侧重于预防，尚有可优化空间。其核心原则是“扶优限劣”，提高优质中小银行的造血能力、抗风险能力等。除了保持银行业整体具有合理的利润空间和净息差水平外，具体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鼓励中小银行重塑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本地市民的战略定位，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中国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多重二元结构，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北方与南方等，这意味着必须要有差异化的金融体系来承接差异化的金融需求，中小银行的价值和发展空间长期存在。鉴于此，应鼓励中小银行推广线下化、非标准化为主的服务模式，通过线下与客户的高频沟通，增强客户粘性，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江浙沪地区的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等，依靠线下高成本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持了较低的不良率，节省了风险成本。还需鼓励中小银行集中资源，围绕一两个产业链，将服务和产品做深做实。例如，安徽亳州的药都农商银行，服务当地中药材市场，满足了农村地区和药材批发市场客户“短小频急”的金融服务需求。再如，新疆的汇和银行，主要业务围绕新疆的棉花产业链，贷款中超过六成投向棉花产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