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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该所长称,在一个科研单位缺乏自主权的体制下,研究所像一个大卖场,课题组只是借这个平台挂靠一下,然后从项目经费里拿出一部分给所里交“租金”。庄辞打了个更形象的比方:“科学家变成了雇佣军。”
申军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是一周前得知了两名人贩子被核准死刑的消息。接到申聪被拐案法官的电话后,正在跑网约车的他联系了在江西的钟丁酉,两人约好一起到广州汇合。
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理论物理所90%以上引进的人才都有“人才帽子”,比如“优青”“杰青”或“百人”“千人”,这些都是分属基金委、中科院、中组部的人才项目,3~5年内会“自带”几百万元的经费。如果没有这些“匹配经费”,仅靠研究所自身,很难让科研人员组建研究团队和维持相对体面的薪资水平。即使如此,目前理论物理所的现状仍是:很多科研人员根本招不起博后,项目经费较充裕的人一年可能也仅能负担一名博后的费用。
中乌元首通话也是给那些居心不良的美西方政客打脸——如果不是中国坚定不移维持与俄乌两国的友好关系,世界将失去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可以说,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就是为世界保留了和平的种子。
在叶青看来,武汉的工业生产逐步恢复,经济的整体运行是比较正常的,消费也逐步在复苏。“现在很多写字楼的停车场经常是爆满的。中小型餐饮的生意都还可以,大型餐饮酒店消费还有上升空间。”
到达广州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申军良就带着钟丁酉去了广州中院申请会见张维平、周容平。“因为民事赔偿还没有完全执行,最重要的是梅姨还没落网,至少还有3个孩子没找到,他们可能是最后的线索。他们被执行死刑之后,梅姨这个人可能就真的消失了,我们想在最后的时间里争取一下。”
另一位在深圳工作10年的中介人士告诉记者,回暖预期下,不少热点楼盘有交易异动,例如,前海某网红楼盘业主将报价从630万元上调到680万。但这些仅仅是个例,上周中介平台还是以下调房价报价、加快房源售卖为主,上调房价报价的较少,整体而言市场波动并不大。
4月24日,记者走访了深圳多家房产中介、银行,大多数中介机构告诉记者,实际上目前已经可以不按参考价贷款了,但是没有正式文件落地。与中介所述参考价松动不同,银行的表述则相对模糊。某国有大行网点个贷经理对记者表示,放贷标准可能确会有所放松,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细则。但也有银行个贷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暂时没有听说政策变动,还是沿用原有模式。
其实,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提高稳定经费的支持比例,但由于整个体制存在对以竞争性经费为主体的路径依赖,无论科研工作者还是管理者,对稳定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关系,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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