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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负责的“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成为2016年首批获得该项资助的三个项目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项目经费管理比较宽松，但问题是这种项目太稀缺了，这虽然是一种稳定支持的模式，但本质上仍是一类竞争性很强的项目。庄辞也认为，这类项目支持的比例非常小，仍是面向极少数人，目前竞争已趋白热化。

　　去年8月19日消息，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副厅级干部姚志波被查，他于2008年任五常市市长，2011年4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4年3月调任黑河市委常委、北安市委书记，他是辛敏超的前任五常市委书记。

　　庄辞调研后发现，日韩研究机构从政府处获得的稳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约为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政府稳定支持比例更是能达到80%。她希望，在中国，对理论物理所这类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至少应在70%左右。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5%以上的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评审需要区分所属的科学类别。记者查阅2019~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集中于受理情况》年度报告后发现，四年间，申请项目中，选择第二、第三类项目占比不断上升，一、四类项目占比有所下降。2022年，全部提交的294300多项项目申请中，选择第三类“需求牵引”的项目最多，占申请总量的45.14%，第二类“聚焦前沿”项目比例是44.57%。与之相对，第一类“鼓励探索”项目仅有5.05%的人申请，但回到2019年，这一数字还是17.98%。

　　但很快，增城警方辟谣了关于“梅姨”在柳州被抓的消息，并称正在核实其他线索。一名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截至目前，关于“梅姨”的证据仅为口供，并没有其他直接的实质性证据，与此同时，警方从未放弃对“梅姨”的追踪调查。

　　在这种氛围中，一则消息受到外界关注。英国路透社3日报道称，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表示，中方已邀请他“近期访华”，就避免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举行会谈。“这是必须合作的（方面），尽管确实存在其他分歧。”克里称，总统拜登已授权他与中方举行会谈，但时间尚未确定。4日在被问及此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没有证实或否认相关消息，她表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2019年1月，哈尔滨市纪委监委通报：对在五常市露天焚烧秸秆问题中履职不力、监管不严的70名党员干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时任五常市委书记张希清，受到批评教育。

　　在万亿城市“腰部”，宁波、青岛、无锡的“三国杀”向来精彩。但是近年来，宁波“单飞”势头越发明显，2022年宁波GDP独居1.5万亿元阶段。今年一季度，宁波GDP达到3801.8亿元，增速4.5%。这也使其历史性地超越天津，成为新晋GDP十强城市“守门员”。

　　对于“什么是正常”的提问，王晓东说，“就像北生所模式与国外大部分研究所模式没有本质区别一样，大家不觉得北生所有多么独特，就是一群科学家在好奇心和荣誉驱动下去做自己的事，他们在意的也是中国顶尖的学术水平能产生怎样的国际影响力，而不是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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