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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记者问：“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26日签署总统令，任命乌前战略工业部部长帕夫洛·里亚比金为新任驻华大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锦州这座东北四线工业小城，十年人口净流出达42万人，在辽宁省排名第一。留下的人就业机会少，工资不高，房价却不低。看似安逸的背后，各行各业的人内心都同样焦灼不安。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薛姝等在2021年发表的《当前我国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主要压力分析》一文中表示，由于评价考核的导向及要求，青年科研人员刚博士毕业就需要去申请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人数逐年增加，加剧了竞争。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受理项目数比2014年增长54.4%，而资助项目数只增长9.4%。相应地，青年科研人员项目申请成功率持续降低，2014~2019年，青年项目资助率从25.3%降至17.9%。青年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压力逐年增加。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五一前夕，我走访武汉高校、景区和购物中心等场所发现，这座城市对外地游客颇为热情，也许人们仍然感念疫情期间各地的驰援。五一来临，大批游客即将到来，如何为海量游客提供愉悦的体验，也是武汉面临的考验。

　　如今，北生所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王晓东说，北生所二期已经落成，实验室还要继续扩张，后续需要更多资金支持，这些钱从哪儿来，仍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北生所现在是否还承担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重任？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性质的研究机构？这些都还没有定论。”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2004年起历任：呼兰区副区长，呼兰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呼兰区委常委、副区长，呼兰区委副书记，哈尔滨市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

　　“在锦州吃烧烤，70%的人是奔着喝酒来的，解压啊。比如昨晚来的那哥们，就着烧烤炫了八瓶哈啤。他们家孩子一个月挣两千多，好一点的房子都七八千一平，就算家里给掏首付，孩子还房贷都费劲，不光家长着急，孩子自己也焦虑。”在锦州开烧烤店的李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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