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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保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企业主向领导干部借高利贷，除了确有资金周转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一位受访的政法系统公职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银行工作人员甚至会主动到他所在的单位，推销信贷业务，“他们给我们的工作证件拍照，再让我们填个表格，就能贷到30万元，甚至更多，贷款利率也会有明显优惠。推销人员虽然说资金不能用于高利转贷等用途，但后续并没有跟踪管理。”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要实现更精准的天气预报，需要资金和很强的技术能力，而且要精确到较小区域尺度，“目前还做不到这么精细化”。北方城市发生这种极端暴雨的频次较低，对于其形成规律，也缺乏相关历史数据的积累。同时，多位专家还提醒，预警也不能过度发布，最近几年由于频频发生一些突破“历史经验”的极端天气事件，一些地区的气象部门担心事后追责，日常发布预警的频次过高。这会给地方政府和公众造成“狼来了”的感觉，不利于真正发生灾害时的动员。

　　2004年，河北水利厅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提到，在严重缺水的华北地区，拒马河是常年有水的河流。北京曾想在房山区张坊镇修建水库，但河北不同意，核心在于水权的分配和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彼时，房山区有一则引水工程招标公告，拟将流经北京境内的拒马河水拦蓄后，引入燕山石化，作为工业用水，遭到河北反对，认为这将造成下游断流。

　　近些年，国内也在要求基建项目要做气候可行性论证，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但巢清尘指出，目前的论证更多围绕着历史观测数据，没有考虑到对未来极端天气的预测情况。此外，多部门间系统性联动还不够，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文件上。“一般都是部分城市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灾害之后，会强化这方面的意识，然后零星做一些基于灾害风险的评估工作，但过几年后，因为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灾害，又懈怠了。”

　　顾清属意教场口9号院的一套三室一厅，小区2005年建成，楼栋21层，有电梯、精装修，去年10月挂牌，目前的价格是1180万元。“中介说这套房最近三个月两次降价，5月降了30万，6月降了50万。”顾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房子临街，噪音较大，但顾清对朝向、户型都还算满意，唯一的问题是时机。

　　“想观望，这是肯定的，谁也说不好最低点在哪里。不过，最近市场热起来了，交易量也有所回升，想趁低点进场，时间窗口不多了。”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8月6日，新华社消息，针对京津冀等地、东北地区严重暴雨洪涝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6日再次紧急预拨3.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加上此前已预拨上述地区的1.7亿元资金，中央财政共已预拨上述地区5.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2015年，柳州市纪委对其进行约谈。接受约谈时，他主动交代了高利转贷的事实，但他认为“这种行为只是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背上一个处分就可以了，不需退缴违纪违法所得”。当组织部门要求其上缴违纪违法所得时，他以没钱为由拒绝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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