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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80后、90后小时候,锦州有一条街叫“串儿街”。一到夏天的傍晚,一排排露天的折叠桌子上长满了人。暖黄色的灯光伴着氤氲的炊烟,大人喝酒聊天,小孩举着羊肉串、排骨串,边吃边溜达,串儿街走到头就是夜市。正好串儿吃完了,来上一碗碰碰凉刨冰,解暑又解腻。
在“基本上没有实验、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所,庄辞观察到,科研人员收入中有近40%需要从科研项目中支出,这就导致如果不争取项目就没办法保障自己的收入水平,“甚至在北京的租房压力都很大”。
再往前倒,新德里还计划在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印中边界修建一条长达4.1公里穿山隧道,这样的话,“全年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拉达克’”。
曾经以领土防御为重点的国防战略已经无法满足澳大利亚的野心,遥望中国,“澳大利亚要做到在潜在敌人到达海岸线之前就威慑他们,无论是在海上、空中还是网络上。”
俄内部不乏赞扬中乌元首通话的声音。俄国家杜马议员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认为,乌克兰局势是现代世界复杂问题的一部分,要全面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应对与各方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因此中国领导人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与泽连斯基的通话是合乎逻辑的”。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往往是未经检验过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风险、难以预测、跨学科等特点,专家通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在评审专家共识基础上的传统项目模式并不适合资助这类项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识”资助模式。
印度是2023年G20轮值主席国,策划组织了几十场相关会议和活动,会议主题涉及青年、科技、创新、减债等,优先关注“绿色发展、气候金融、包容增长、数字经济、公共基建、技术转型、妇女赋权”等领域,多达50多个印度城市参与其中。
作为支持基础研究最主要渠道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20年起开始设立“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旨在资助“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工作。研究内容由申请人自行提出,不限领域或方向,只需要两名国内外有较高影响力的同行专家推荐即可,相关学部审查通过后,可获得1~3年的资助,每年资助强度不超过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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