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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发文指出，能源主管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政策制定、项目审批、行业监管等方面手握重权，很容易成为不法商人重点围猎的对象。

　　中大型厂商与跨境电商冷热相持之间，“及时雨”下给了被行业称为“蚂蚁军团”的小微企业。成本和销售重压下，来自巨头SHEIN的“难做”订单，反而提供了最短的账期和最稳定的现金流，成了它们的求生希望。

　　资本市场也在倒逼卖家品牌化转型。跨境电商并购机构FBAFlipper创始人Neo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2020年将自己创业两年的亚马逊店铺卖出了一个好价钱。他在创业之初就定下了经营策略：追求高利润率但不追求销量。出售公司时，店铺仅有10个SKU，但每年营业额能达到500万美元，欧洲市场扣除税金利润能达到30%。正因店铺良好的经营状态，他成为第一批实现店铺被收购的亚马逊商家，并开始从事并购行业。

　　这与传统外贸的大单交易颇为不同。多位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传统的B2B外贸有季节性，客户一年只来几次，但每一次都会大量订货。“专做外贸的企业，一个订单下来，只一个款式，就能出上万件。如果单小，即便利润很高，厂家也看不上。”从业近20年的资深服装外贸人叶志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何亚福认为，相比从经济发展角度解释生育意愿，从一个地区人们对待生育的态度，即生育文化的视角来分析生育意愿的强弱，或许更接近事实。仔细观察，11个自然增长率为正的省份，不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其传统文化对待生育的态度都更积极。

　　“一直以来，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保障住房主要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房，深圳则是采取人才房和安居房制度，此次深圳的改变，有向这些城市看齐的意味。”上海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文章还指出，能源领域相对集中的能源审批权和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权，很容易成为想要进入或涉足能源行业的企业或个人公关的对象，导致能源领域成为权力寻租的重灾区。

　　随着巨头的影响日渐深远，隐忧开始浮现，多名受访者向记者提起普宁内衣产业带的经历。“普宁一度成为拼多多的主要内衣产地，为了匹配平台，当地工厂几乎将生产线都改动了一遍，以匹配平台贴地飞行的价格。但后来平台将主产地转移，普宁想再提质增效，却是难上加难。所以当SHEIN想要在普宁招募供应商，当地工厂就非常担忧问题重演。”陈韶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指出，要坚决查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

　　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现在正加快对外开放进程，国企要更多参与全球竞争，要打通国际、国内双循环，就应遵守国际通行的反腐、企业合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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