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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要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除此之外,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此前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光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问题,比如被操纵、数据泄露,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力进行监管、审查,确认这些产品是否合乎中国的安全要求。项立刚认为,以前,中国市场对美光的依赖性较高,很多芯片由美光供应。但是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美光等制造商对中国的供应出现问题;同时,长江存储等中国企业也成长起来,中国对美光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许多器件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回想小时候的经历,王印觉得自己得到的最大资源就是“空间”。他想过学美术,但拿不出报课外班的钱。在20多年前的山东农村,常见的是铁丝等身边的材料,他于是自己琢磨。“因为一直在做,偶尔失败也就失败了,节奏并不着急。”
这种模式下,近年来,北生所在细胞程序性死亡、感染与天然免疫等多领域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20年过去,它仍是中国科研体制内的“特区”,模式没有得到复制和推广。
庄辞调研后发现,日韩研究机构从政府处获得的稳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约为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政府稳定支持比例更是能达到80%。她希望,在中国,对理论物理所这类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至少应在70%左右。
4月26日的中乌元首通话是本周全球最重磅的新闻之一。据报道,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在通话中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此外,中方宣布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
一边是陈水扁多次违规动用当局资源,引导公营企业和团体参与高铁增资入股;另一边是本应承担增资义务的五家原始股东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有媒体统计,它们接到了相当于实际出资额三倍的分包工程。还有调查指,这五家净利可达数百亿新台币。
在去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后,当俄军越境进入乌克兰作战,俄乌也曾谈判过。但从不久之前各方包括中方披露的信息看,去年4月,当俄乌接近达成停火协议的时候,背后拱火者不答应。造成乌克兰不得不撕毁停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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