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没有来自一汽的补贴了，在云闪付上能领到1.5万元的消费券，但今天（3月31日）截止。如果是3月初买车，能领2万元的消费券，还有一个已经被领完的5000元的消费券。如果想要优惠，可以等等年末的活动。”吉林省长春市一家红旗体验中心的销售人员说。

　　在此过程中，保护工作也得到了逐渐深化，从抢救性向预防性转变。1999年云冈石窟启动世界遗产的申报，次年便开始拆迁山门前建筑、建设广场等。而随着2001年申遗成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更全面展开，不仅搬迁了附近的一镇六村，还新建了5万多平方米配套建筑和设置，打造了全新的封闭式景区。

　　何勇说，下一步他们的目标是“打造数字云冈，为云冈的保护与治理、建设与发展提供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支持”，包括向考古人员共享文物、为文保人员提供监测数据。孙波也表示，对于云冈石窟这类大型遗产的保护工作而言，数字化有助于更立体地了解洞窟中的病害，为治理效果提供科学的评估依据：“理想的石窟保护是分为四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抢救性的，第二阶段是科学性的，第三阶段是模拟性的，第四阶段是艺术性的。我们现在处在第二阶段，希望更多领域、更多学科、更多的人参与进来。”《2022世界杯波胆倍率表》　　1942年，还在大学读书的宿白就在一次假期游历中，被云冈恢弘的崖刻大佛深深吸引。1947年，在北大图书馆兼任编目工作的他，整理善本时偶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这是1147年金朝皇统年间撰刻的一篇文字，记录了云冈石窟的历史和重修情况，原碑早已轶毁，拓本也不复存在，元末《析津志》抄录过此碑文，但并未刊印，明初编《永乐大典》时又抄录《析津志》文字，后毁于庚子之役，幸而光绪年间缪荃孙的抄本将这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如何干好吉林省的工作？胡玉亭表态说，“吉林省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和边境省份，在吉林振兴的关键时刻，能够到吉林工作，成为吉林人民的一员，我深感自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