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分析说，当药品推向市场后，药品的安全风险实际上被转移到了医生和院方。像儿童高血压、糖尿病等这类没有儿童剂型药品的疾病，医生开药时可能会涉及超说明书用药，一旦患者出现用药安全问题，研发药企需要承担的责任很少，因此企业对增加药物说明书适应症的动力不足。

　　刘毅说，虽说可以通过药物的半衰期判断药物在体内的代谢清除情况，但药物本身对儿童身体生长发育、生殖器官的长期影响依然需要关注。“由于儿童课业负担重、家长不愿意带康复儿童到医院随访等客观因素，建立儿童临床研究的长期随访队列比较困难，实操性有待提高，现在试验方案中鲜有涉及。”他说。

　　2021年，美国FDA药物评价和研究中心统计了美国FDA在2012年至2020年275项涉及儿科人群用药的申请，发现约50%申请使用了模型模拟的方法，其中76.4%成功批准了儿科使用剂量。FDA在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批准的涉及儿科用药的64个品种，均使用了模型。《历届世界杯小组赛比分》　　根据《2016年儿童用药安全调查报告》，当时在中国6000多家制药企业中，专业儿童用药制造商仅十余家，有儿童药品生产部门的企业也仅30多家。国内儿童用药医疗市场90%以上的份额被为数不多的外企占领。

　　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樊胜根最近在跟联合国同事、国内同事对全球粮食安全营养安全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探讨。

　　与此同时，由于儿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相较成人，儿童临床试验对于研究者、临床试验人员以及机构的要求更高。赵立波说，儿童临床试验的开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整个儿科医疗体系密切相关。相较综合性医院，儿童医院资金相对有限，加之儿科医生缺乏、儿科在综合性医院处于弱势地位等诸多因素，使得儿科临床试验的开展受到掣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