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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除了旅外大熊猫“告老还乡”后需要面临的挑战和饲养员在照护它们“养老”生活的细节，关于大熊猫，其实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在等你一一探索。

　　她感慨，基础研究领域能做出成绩、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一般是30多岁，而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却困于“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浮躁内卷之中。

　　1958年，黄令仪毕业后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学习，从此与微电子学结下终身之缘。当时，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刚创办不久，黄令仪等一批新生，肩负着将我国半导体专业发扬光大的重任。

　　2011年，刘仰刚离开泗洪，转任宿迁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当时担任局长的，是被称为“宿迁医改操盘手”，已于2015年落马的葛志健。

　　去年7月， 马尔斯就在电视采访中声称，由于中国军力不断增强，澳大利亚有必要对本国武装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应对中国可能的威胁。

　　在较长时期里，中加之间都保持着很好的双边关系，两国在许多方面互补，各类往来交流都十分密切，这本来是两国关系应有的模样。但是很不幸，现在在美国的压力下，加拿大一再做出错误的决定，也令它离一个以斡旋、调停见长的“中等强国”越来越远。当加拿大有人将“干涉内政”的矛头指向中国的时候，它的强邻美国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偷着笑。加拿大真正不受外来干预的表现，是如何站在维护其国家利益而非政客利益的坐标上，选择正确的国家道路。在这一点上，渥太华需要拿出勇气，为自己赢得尊重。

　　而回看二战以来历史，立陶宛明明曾经加入苏联。其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后，苏联领土包括立陶宛一事，获得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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