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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国内知名病毒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虽然从现有数据来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导致的重症率很低，但依其判断，大规模疫情暴发时，因为民众对新冠病毒的不了解、恐慌，以及无症状感染者都往医院涌，肯定会造成医疗挤兑。实际上，应该将医疗资源留给高危人群。

　　具体而言，轻症、无症状感染者在抗原自测阳性后上报，并自主做好居家隔离，高风险人群可以去医管局指定诊所进行初级诊疗，由医生评估其风险程度后进一步分流：情况稳定即要求患者自行居家，有高危风险则直接转入医院治疗。对高风险人群，香港特区政府给出了明确界定：70岁以上老年人、5岁以下儿童、怀孕28周以上孕妇、免疫力缺损病人。

　　“深圳的医疗底蕴相对较浅，医疗人才相对匮乏。”前述深圳某三甲医院主任医师表示，近些年，深圳从外地大批引进医学专家、建设新医院，整体诊疗水平在提高。不过，引入和新建的医疗资源都需要经过时间积淀。出于大规模成型医教研融合团队难以短期构建、深圳房价高等原因，引进高级医疗人才越来越难。

　　陆蒙吉建议，各城市现在应立刻调查疫苗接种率，提高分级诊疗管理能力、医疗资源储备和必要的药物储备，并且，这些信息还要对社会公开，每个市民都要知道所在城市目前为了应对大规模疫情暴发准备了多少资源？这些储备够用多久？够多少人用？“对每一项都要设立详细的标准，根据当地人口免疫水平、人口结构来进行测算。”在他看来，这些标准，也可以作为城市未来调整管控措施的阀门，不搞一刀切。

　　界面新闻记者从多位货车司机处了解到，近期部分地方限制有河北、河南行程或者牌照的司机下高速，即使他们没有途径高风险区。据“中国三农发布”11月28日报道，在山西祁县一处收费站，不少司机因为有河北行程而无法下高速，不管他们去过河北哪里。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香港的医疗救治条件与众多发达地区不相上下，但为什么此前新冠暴发时病死率却这么高？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在疫情暴发早期，医院挤兑致使新冠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同时也影响了非新冠重症病人的及时入院和治疗。香港当时的疫情来得很快、很猛，威尔斯亲王医院病床占用率曾一度高达133%。其实，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病人并没有那么多，医院超负荷运转的原因是，疫情早期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治工作。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陈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的老年人群体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免疫洼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欧美等国还是新加坡，最终决定防疫政策放宽的依据，都建立在老年人接种率足够高的基础上。目前，中国把“最需要保护的老年人保护起来”的屏障还在建立过程中。

　　在大湾区构建氢能工业车辆产业生态链，携手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制定氢能工业车辆技术标准体系，完善氢能工业车辆碳核算与碳核查机制，将大湾区“氢陶都-绿色搬运体系”建设成集尖端燃料电池技术引领、多种应用场景协同、交叉标准体系保障、新型碳核查路径支撑的氢能工业车辆行业标杆。

　　“以往对医学健康范畴的认知需要转变。‘单打独斗’是传统医学研究方式，‘医学+其他学科’的医科院模式需要被开启。”苏州大学原校长、从事分子免疫学和病毒学研究的熊思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内医学科学近10年发展迅速，体量增长也很快，但这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现代医学已不仅是医学问题，需要工程、数学、材料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整合。“mRNA疫苗研制成功的关键不是医学上的突破，而是材料科学领域的突破，因为研究人员找到了能包裹和保护mRNA不被降解的脂质纳米颗粒（LNP）。”他举例说。

　　任建明说，即使这样，也还是粗线条划分，民营企业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在专业知识方面都有所差异，因此人才方向还要更加细分，他以调查腐败问题举例，这里面就分成工程领域的腐败、医疗卫生系统的腐败、金融证券行业的腐败等，如果要深入调查，并不是理解了腐败就能完全胜任，“拿金融系统的腐败打比方，如果你对金融证券行业完全不懂，根本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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