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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为什么中国年轻的科学家总处于‘饥饿’之中?”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薛姝等在2021年发表的《当前我国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主要压力分析》一文中表示,由于评价考核的导向及要求,青年科研人员刚博士毕业就需要去申请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人数逐年增加,加剧了竞争。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受理项目数比2014年增长54.4%,而资助项目数只增长9.4%。相应地,青年科研人员项目申请成功率持续降低,2014~2019年,青年项目资助率从25.3%降至17.9%。青年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压力逐年增加。
但绝对自由下,也有绝对的残酷。北生所内部评估非常严苛,每5年进行一次,评估标准为学术成果是否有足够国际影响力。受邀参与评估的“国际小同行”数量至少10人,需要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工作,北生所的课题负责人在你所在的研究所、大学能否得到晋升?这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所在的科研领域产生影响?课题负责人所做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使其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者都要满足。首次评估通过后,实验室经费升至每年300万元,如果评估失败,实验室主任和手下全部人员都要离开。“所以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实验室主任的权责利是一致的。”王晓东说。
基金委改革明确了四类研究的资助导向:鼓励探索,突出原创(Ⅰ);聚焦前沿,独辟蹊径(Ⅱ);需求牵引,突破瓶颈(Ⅲ);共性导向,交叉融通(Ⅳ)。社论对这一分类有着精准的概括: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科学前沿问题研究、经济社会所需的研究、应对重大挑战的跨学科研究。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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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肉为主,当主食吃得多,所以吃一顿锦州烧烤并不便宜。在锦州有一句话叫“吃烧烤比吃中餐贵”。人均七八十是常态,吃好点得一百多,放在北京,这个价位也在餐饮领域中等偏上的位置。
实际上,中乌元首通话也是在积极回应欧洲关切。毕竟俄乌冲突是二战结束70多年来欧洲大陆首次重燃战火,对欧洲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害,安全格局至今仍不明朗。因此,近期欧洲领导人纷纷访华,俄乌冲突都是他们重点关切的问题。而欧洲内部反战声音逐渐扩大,反对拱火浇油的理性观点不断出现,中国政府早先发表的针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文件也越发受到欧洲国家的认真对待,这都为中方派出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斡旋奠定了基础。
目前,上述消息“靴子”并未有官方信息正式落地,但短短一周内两大一线城市都有类似风声,反映出市场对二手房政策进一步放开的预期信号颇为敏感。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二手房市场在3月复苏后动能趋弱,预计后续政策仍有放松空间。
高凌云说,美国官员时常在图书馆、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传递这类“信号”,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以较小的政治风险得到外界的较多关注。这凸显出目前中美双方缺乏合作交流相关的机制性安排。高凌云认为,通常来说,比较好的方式是通过定期的会议来推动进一步的交流,“但这需要美方把改善中美关系当作长期性的安排去推进,而不是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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